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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近几星期来,世界各国频频传出财经方面的不利消息,使各国股市大跌。欧洲各国,尤其是希腊与西班牙等,问题多多。根据本月初发表的五月份数据,美国的失业率从4月的8.1%增加到5月的8.2%,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跌至近10年的最低值。印度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率为5.3%,远比去年同期的9.2%为低。中国方面,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4月份的53.3下降到了5月份的50.4,为5个月以来的新低。汇丰银行计算的[比较着重民营中小企业]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更从5月份的49.3下跌到5月份的48.4。低于50表示负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大量下跌以及其面对的国际财经势态的恶化,使中国央行调低储备金率;政府面临是否须要刺激经济的选择,或者已经开始进行,包括加快实施基础设施项目;论者也提出鼓励消费,以保增长率的策略。本文不否定当前形势可能需要刺激经济,但论述为何鼓励消费,至少从长期而言,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没错,中国的储蓄率很高,消费有大量增加的空间。如果人们选择适当增加消费,未必不好。然而,不应该鼓励消费。

中国的储蓄率很高是有一些经济原因的,首先是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其中工作的人口占很大的比例,退休人口和小孩比较少,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小孩的比例比较低,所以人口多数是在18到65岁之间,储蓄率当然就比较高。这段时期你赚了钱,如果没有储蓄,将来退休以后就没有钱花,所以高储蓄是应该的。

中国现在工龄人口比例很大,但几年后会下降,而且会随着年龄老化而加速下降。因此,人们现在需要大量储蓄以免将来退休后生活困难。再说,人们将来会活得更长命,储蓄的需要更大。

其次,中国进行了市场改革,以前住房、医药、教育都是公家负责的,从现在开始以及将来越来越需要由自己负责。而且由于各种原因,医疗、教育和住房费用上涨的很厉害,所以人们要储蓄很多钱来预防这方面的开支。在这种情形下,储蓄高不但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必要的。  
  人们大量储蓄,是要把现在的收入留到将来才消费。要使人们能够实现这个愿望,从整个经济来说,必须把储蓄转化为投资,以便提高将来的生产力。在这方面,一个重要方法是让中小民营企业能够比较容易获得贷款。

投资是否太多了呢?很多乡村的孩子还在破漏的课室上课,不需要建很多新教室吗?很多城乡居民还没有像样的住房,不需要兴建大量的廉价房子吗?很多大城市的交通非常堵塞,不应该改善交通,兴建地铁吗?中国还处在高速城市化的阶段,不需要兴建新城市,并在现有城市扩大与改进基础设施吗?环境品质下降,全球暖化,不必要大量清理环境,发展比较清洁的能源,大量植树,避免沙漠化越来越严重吗?食品安全有很多问题,不须要设法改善吗?更不必说到医疗、治安、研究、教育等比比都需要大量投资的地方了!

研究显示,小康之后,私人消费的增加并不能增加人们的快乐。与其鼓励人们多消费来维持高生产与高污染,不如让人们减少工作时间,使人们有时间和家人与朋友相处。

看看日本的情形。在日本以高速成长的几十年或更长的时期,日本人民的快乐水平差不多是全世界最低的,而且长期没有增加。从1958年到1987年,人均实际收入增加5倍多,而快乐指数没有增加。日本经济约从1988年开始停滞或以低速成长。根据1994年的调查,日本的快乐指数,在各国比较中,已经从敬陪末座增加到中下的水平。根据2002-2004的调查,日本的快乐指数已经到达中等至中上水平。这可能有其他原因,但原因之一大概是,日本人已经逐渐认识到,拼命挣钱并非获得快乐之道。从1987年开始,日本的平均工作时间平均每年减少约0。7%,累积减少远超过百分之十。少工作,不必多消费,减少污染,而快乐增加,不但日本人民得利,对世界环保也有贡献。中国要重视人们的幸福或快乐,不囿于狭隘的GDP,这应该是要点之一。

要鼓励消费应该基于一些合理的原因,例如人们由于一些不理性的原因而消费不足。然而,人们受到天生的物质欲望、无所不在的商业广告以及人际相互攀比等影响,绝大多数情形是消费太多,而不是消费不足,包括吃得太胖,对健康也不好。

各国政府往往是担心人们储蓄不够而实施强制性的养老金计划,这实质上是鼓励储蓄。笔者从来没有读过,也想不出有任何应该鼓励人们消费的理由。或者可以提供一些关于有利健康,能够增加人们长期快乐的消费途径的信息,让人们自己选择,但不必刻意鼓励增加消费。

美国的2007-9金融危机,与欧洲许多国家当前的财经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消费过度。西方的过度消费,与他们长期以来用鼓励消费来处理萧条的政策是有关系的。华人有储蓄的美德,有未雨绸缪的优点,希望不要为了短期的,而且是不必要的原因,而牺牲我们的传统美德。中国没有美国的尖端科技与美元是世界货币等优势,更不可以不小心维持已经拥有的一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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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黄有光

124篇文章 6年前更新

黄有光:父母原籍广东惠来县。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1)。曾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74-2012)与荣休教授(2013开始)。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 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福祉生物学与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近著:《宇宙是怎样来的?》,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2011;《快乐之道: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2013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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