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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将持续向好——唱衰中国经济的许多论调是错误的

中国经济将持续向好——唱衰中国经济的许多论调是错误的

黄有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访问教授;至12月底.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闭幕,会议中所提出的新时代宏伟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与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展望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应回顾并讨论一些有关谬误。

“中国经济下行”论调的谬误

这几年经常听到说“中国经济下行,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这不是“不争”,而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经济完全没有下行,增长率是负的才是下行,中国只是增长率下降了,现在经济还在高速增长,即使是6%也是高速增长。对比以前二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有所下降,但以前是超高速增长,现在依然是高速增长。所以说,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GDP数据来算,现在中国GDP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所代表的实际产量的增加,约等于10年前的2.4%,因此即使现在的增长率跌到5%,但在实际的产量增加上,大约相当于10年前的12%,15年前的20%,20年前的30%,25年前的50%。因此,笔者认为,总量的增长并没有被高估,有可能反而是被低估了。

2015年中国GDP的增长率是6.9%,但在经济总量的增加上,比2014年的7.4%大;2016年GDP的增长率是6.7%,同样经济总量又比2015年的6.9%大得多。在经济总量的增加上,今年的增长,预计又会比去年的大得更多。一些台湾学者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错误地认为“中国大陆经济下滑,台湾的厂商必须寻找其他出路,不能继续依赖大陆的市场”,这是错误的。中国今后即使只有4%的增长,也会给其贸易伙伴带来比以前更大的新增市场。

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被夸大

一个被国内外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债务总额快速增加,相对于GDP增加,债务率也同时增加。据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年底,中国债务总额已经占到GDP比重约256%,与美国的大概相等,但比日本的373%低很多。虽然债务高未必完全没有问题,但笔者综合以下原因来看,认为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不大。

一是中国储蓄率比多数国家大很多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包括欧美澳日等很多国家的储蓄率不到5%,而中国的高达47%,大约是他们的十倍。储蓄率高,偿还债务的能力也高。因此,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如果低储蓄率国家的债务率(债务占GDP的比例)到x%才有问题,那么中国的债务即使到3x%也没有问题,何况中国现在的债务率比很多国家还低很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中国到2022年的债务率会接近300%。但即使这样,考虑到中国极高的储蓄率,这也不是大问题。

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也比多数国家高很多。名义GDP的增长率与债务问题严重性有关。如果增长率高,尤其是比利率高,随着时间的流逝,若没有大量新债务的累积,原有债务相对于GDP会减少。原有债务如果没有偿还,会以利率的速度增加,而GDP以增长率的速度增加。因此,如果增长率大于利率,则债务问题随着时间而减少。例如,某个代表性国家甲,其名义GDP增长率是4%,而利率是5%,那么如果债务没有偿还也没有增加,则20年后,其债务与GDP的比例比原来的增加约21%。相反的,假定另外一个国家乙(像中国),名义GDP增长率是9%,利率是5%,同样假定债务没有偿还也没有增加,则20年后,其债务与GDP的比例比原来的减少约53%,不到原来的一半。这与甲国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

三是中国的债务主要是内债,不是外债。考虑一个家庭,如果欠他人(包括银行)债很多,占其家庭资产、收入与储蓄很高的比例,则这个家庭的债务问题比较大。如果是家人欠家人的,从整个家庭而言,则并没有严重的债务问题。中国的债务,是内债,是国人欠国人的,从整个国家而言,也没有严重的债务问题。

四是中国的债务大致是正确政策的一些副作用。中国现在的债务,主要是为正确应付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4万亿等金融与财政宽松政策,以及后来一些相关措施造成的一些难以完全避免的后果,只要去处理,假以时日,应该能够解决。现在有人说4万亿造成了浪费与问题,包括债务等。但是笔者认为大体而言,这4万亿起到了维持经济企稳回升的重要作用。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为了应对这种危局,中国政府推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难免有一些微观上的浪费,但宏观上是需要的。根据正统的经济学观点,包括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理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供应的增加只增加价格,不影响产量,市场可以自动调节。

根据凯恩斯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则这4万亿可能是需要的。多年来,笔者把传统的宏观、微观和全局均衡(一般被误译为一般均衡)这三个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称为综观经济分析(与一些其他也称为综观经济学的不同)。根据这个分析得出,如果假定完全竞争,必然得到弗里德曼或货币学派的结论,货币供应的变动只影响价格,不影响产量。然而,如果不假定完全竞争,也还可能得到弗里德曼的结果,但也可能得到凯恩斯的结果,货币供应的变动只影响产量,不影响价格。货币学派与凯恩斯都是综观分析的特例。

五是中国的债务远远没有接近资不抵债的水平。绝大多数能够发大财的人,都不是单单靠自己的储蓄,还会借钱来投资,只要回报率大于利率,就能够赚钱。债务高,如果资产更高,并没有问题。根据经济学家诺顿(Barry Naughton)在2017年的《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7)中的表述,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165%,但其资产却占GDP的306%,政府的资产远远超过其债务,其净资产也远远超过GDP,完全没有达到资不抵债的程度。

六是中国政府的功能强大,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止危机的爆发与扩散。政府从财政、社会保险、土地、国有企业中获得的年收入占GDP的近40%,经济力量很大。加上政府对银行等国有企业的控制,可以强力避免一些基于恐慌而造成的危机,比如对银行存款的挤兑在中国几乎没有出现的可能。中国经济体系转型为市场经济,但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充分转型,因此有更多利用市场的空间。对平等的追求,应该在整体平等政策方面着手,而不是在个别措施上,这样才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同样的平等水平。不过,在处理金融危机这方面,强势政府有其优势。

中国今后发展前景

中国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何而来?

第一,改革开放政策逐步解除了以前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桎梏,发挥了市场调节的功能,通过国际贸易取得比较优势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包括企业家、工人、农民等几乎全体中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使经济高速发展。这是所谓“中国奇迹”的首要原因,而且相当明显。

第二,中国的后发优势。改革开放使中国通过国际贸易、投资和其他渠道取得比较先进的生产与经营管理技术,因而能够快速增长。中国著名学者林毅夫强调过后发优势,他最近讲过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其中一个要点是关于“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已经处于以前拉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的水平”。林毅夫指出,人们没有看到拉美国家在几十年前处于那个收入水平的时候,美国的收入比现在的收入低很多。所以,对比美国当时的收入百分比来讲,拉美国家大概是40%,中国现在相对于美国只有20%多,离40%还差很多,赶超的空间比以前拉美陷入中等收入的时候还大,因此后发优势还有很大的空间。

第三,港澳、台湾与海外华人,包括企业家、投资者、经管科技学术人员等,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的大陆为他们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另一方面是华裔情结使他们大量回到大陆投资、开办企业、传授知识等,这些直接或间接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第四,华人勤奋耐劳、有经商办企业的能力,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发挥。

第五,华人有未雨绸缪、福及子孙的传统,因而有很高的储蓄率,提高了资本累积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来有人说出口增长率降低了,以后要靠消费,所以鼓励消费。我是非常反对鼓励消费的,人们多储蓄是因为人们把现在的钱留在将来消费,只要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就可以提高生产力,维持总需求不降低。如果鼓励消费,让华人损失传统的优点,我认为长期而言是不利的。所谓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只有在总需求不足时才有短期功能;长期而言,经济增长要靠供给方面的贡献。

第六,虽然有一些问题,但我认为中国政府这几十年来对经济的调控是成功的,例如上述的4万亿问题,我认为大体而言这4万亿取得了维持经济企稳回升的重要作用。

第七,中国人口多是优点。多数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大问题,但是笔者长期以来都认为这是优点。人口总量大,能够有更加细致的分工,能够在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降低人均成本。另外还有“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人越多天才越多,天才的知识是全社会可以用的。关于人口、移民,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看法:当你上地铁很拥挤时,或者在路上堵车的时候就会想,如果路上的车辆数目减少一半,或者车厢内的乘客减少一半,我就可以自由驾驶,就可以有座位。由于这个原因,很多人认为人多是造成堵塞和污染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这是一个谬误呢?因为如果给定人均投资,如人口与车辆只有一半,道路的宽度大约也只有一半,拥挤会更加厉害。人口少,车也少,方便程度反而会下降。而且根据大城市的经验来看,随着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城市化的加速,将来的问题可能是生育不够,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人口问题,人口政策应该适当放松。

上述七个优点是有利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现在大致没有改变,至少还会维持几十年。因此笔者认为只要维持稳定,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肯定是会跨越的。十九大提出了两个时间点:2035年与2050年。如果从今年(2017年)到2035年,人均实质收入的增长率平均每年是5.5%,到2035年将会是今年的2.62倍多,早已超越高收入水平的门槛。如果从2035年到2050年,人均实质收入的增长率平均是4.5%,到2050年会是2035年的1.935倍,今年的5倍多,将是高收入水平的高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包括继续改革开放,增加对市场的利用,放弃不必要的行政限制等。根据十九大报告,可以相信改革开放会继续。因此,可以预见中国不但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会在人均收入上超英赶美。笔者虽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但同时也认为,中国已经大致实现小康水平,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影响人民幸福的其他因素,包括环保、收入与财富分配的更加公平、道德水平等。

(作者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访问教授;至12月底.)

【参考文献】

①《一文速览十九大报告》,新华网,2017年10月18日。

②《黄有光:中国不止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还会超过美国》,凤凰网,2016年12月4日。

③黄有光:《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责编/贾娜    美编/杨玲玲

本文首刊于<人民论坛> 12 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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