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于八月29日在早报发表了‘资本主义与生育危机’的长篇文章，文中不乏有用的信息与令人深思的论点，但其中心议论，认为资本主义是生育危机的罪魁祸首，不但误导人们对生育危机的原因的认识，更可能导致人们对新加坡与中国等国家与社会，是否应该继续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产生疑憾，必须商榷。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虽然未必完全相同，但根据多数用法，有很大的重叠性。

生育危机指生育率太低，不考虑移民，远远不足以维持人口不大量减少。在叙述了各国的生育危机情形后，郑教授介绍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一理论有两个前提：第一、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是永恒状态。从这两个前提出发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经济学比例，即食物或者生产【应该是“生活”的笔误】资料的增长与人口的增值之间的关系：人口的增值比生活资料增长要快，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活资料则只按算术级数增长。保持两个级数平衡的唯一出路就是抑制人口增长。”（所有引文，都来自郑教授的文章。）

马尔萨斯的两个前提都没有错，但却不能推出“人口的增值比生活资料增长要快”的结论。除了忽视计划生育，这结论还有赖于维持生产力水平不增加。事实上，马尔萨斯之后，由于科技、市场经济、资本累积、有效政策等应用，包括粮食在内的生活资料的增长比人口的增长还要快，全球大致而言，并不必靠饥荒等来控制人口。郑教授没有指出马尔萨斯的显然错误，反而认为，“那么为什么在这个被视为是科学的理论和今天的现实之间产生那么巨大的差异呢？产生这种差异的因素可能很多，但资本主义则是关键要素。”  郑教授没有怪责马尔萨斯对科技进步的忽视，反而把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其根据何在呢？

第一，“资本主义创造了劳动力市场。… 资本主义很轻易地把男人和女人转化成为商品，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从而使妇女多在外劳动，少在家生育。“第二、资本主义导致家庭的解体。… 在传统家庭体制下，男女两性都面临巨大的生育压力。一旦家庭解体，那么生育就不会面临像传统社会那样大的家庭压力。”这两个因素，有相当的重要性。然而，并不是资本家或资本主义的某些支持者欺骗或强迫人们这么做，而是市场经济提供这些机会，而人们偏好多赚钱，少生孩子。

“第三、资本主义导致了巨大的生活压力，也使得人们不敢生育过多，或者不生育。” 事实是否如此呢？根据学者的论证，“长期以来，市场把我们要消费的多数物品的价格大量减少。这使我们能够实际上用更少的时间获得这些物品，使更多人能够获得，与获得更多。…  例如，我们现在用十秒钟的劳动能够买到的光（light），是山洞人用60小时劳动才能够获得的” (Brennan & Jaworski, 2016, p.166). 这是 21,600 倍!当然，现在人们要求比以前多很多，但这也不能完全怪资本主义。

第四、“资本主义有效改善着男女两性的社会经济状况。 … 在传统社会，女性要依靠男性而生存；今天，女性完全可以独立地生存和发展。这种独立性使得女性可以决定生育或不生育。”这作用可能重要，但应该看成是妇女解放与地位提高的好结果，不能怪资本主义。

“第五、性的市场化导致的生育问题。” 妓院非法的中国城市，在这方面，并不比妓院合法的澳大利亚好。

郑教授的结论是，“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东亚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那么东亚社会的生育危机很难得到缓解”。诚然，如果我们放弃市场经济，放弃自由社会，用强大的政府力量来强制人们生育，规定不生育者不得食，可能会使生育率提高，但从整体社会福祉的观点看，肯定得不偿失。如果不能怪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那么，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不论人们是有计划或没有，当人们把孩子生下来后，在绝大多数情形，人们会抚养、保护、甚至溺爱孩子。这包括人们天生的本能，法律与社会的制约，使人们大致不会忽视孩子的福祉。然而，在还没有怀孕与出生之前，当人们考虑是否要多生一个孩子时，人们多数不会为了出生后的孩子本身的福祉是正的，就认为值得多生。人们考虑的是自己夫妇，最多加上本家庭的有关成员，是否能够从多生孩子而获利。这里的利益，主要是非金钱上的。多生孩子，通常是须要大量花钱与花时间的。在做这种是否生育的决定时，人们可能也会受到一些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为了简单起见，不考虑这些非理性的因素。

一个家庭多生一个孩子，也可能对其他人带来一些利益与成本，包括孩子的哭声的成本与孩子可爱的利益。简单起见，假定这些外部成本与利益大致相互抵消。不过，多数人认为不能够忽视人口增加会减少人均资源，减少人均收入，从而认为须要控制人口的增加。除了共产主义的情形，这看法大致是错误的。在共产主义的情形，例如乡村的土地根据人头分配，你多生一个孩子，他人的土地减少。这个影响不能忽视，但本文不考虑共产主义的极端情形。

在非共产主义的情形，我多生一个孩子，如果没有要社会或政府帮助我给医院与教育费（或这些费用能够由我与孩子将来的税收所大致抵消），则并不会减少他人的资产与收入。孩子小时候主要是由父母负责抚养，长大后他赚取他的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对他人没有不利。即使在有污染与拥堵等外部成本等情形，只要正确地对这些外部成本征收其危害程度的税收，人口增加，不论是由于移民还是生育，都不会使原有人们有经济上的损失。相反地，通过对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分摊，反而会使原有人们得利。尤其是新加坡的情形，由于国防的重要，人口增加，只要社会和谐没有破坏，肯定对原有人民大大有利。关于相反看法的错误，详见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此书的英文版Common Mistakes in Economics 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

由于反对人口增加的依据大致是错误的，加上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生育不足的问题，不是须要减少人口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不考虑人口增加的外部成本。再回来看看一对夫妇考虑是否要多生一个孩子的决定。既然没有外部成本与无理性，则为何会有个人决策与社会利益违背的结果呢？这不是违反了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吗？

答案是，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的证明是给定人口不变。当人口改变时，须要考虑超越福祉第一定理的因素。这有关因素主要是孩子将来的福祉。根据学者的研究，在多数情形，人们的净快乐大致是正的，快乐大于痛苦。若然，则多生孩子是有正外部利益的，即对这个孩子将来的正福祉的产生。如上所述，多数父母没有把这个正作用考虑进去。即使这个孩子全生的福祉是一百万个福祉单位，但如果父母本身的利益是负的，即使只是负一万个福祉单位，只有孩子福祉的1%，多数父母不会决定生。在决定生育的决策中，人们大致没有把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将来的福祉考虑进来。

这里产生了一个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所没有考虑的问题。从整个社会的长期观点而言，将来的人们的福祉是必须考虑的（详见笔者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1989 关于Future Generations的文章），但在决定生育的决策中，人们大致没有考虑。这是造成由个人或各个家庭决定的生育率低于社会最优生育率的最大原因。但舆论与学者，以我所知，都没有讨论这个关键问题。我们要强调的，不是资本家的利润，也不是资本主义是否延续，而是社会的长期福祉，或人们的长期快乐。

其实，生育率太低的问题，必须是基于将来人们的净快乐或福祉是正的，才有意义。国家甚至人类的延续是有价值的，必须是人们将来的净快乐是正的。如果人们（以及动物）现在与将来都是在受苦的，则世界毁灭是最好的选项。

如果人们的生育选择，没有考虑孩子将来的正福祉，因而造成生育率从社会的长期观点而言太低，则多生孩子可以说有一个外部利益，这个孩子将来的正净福祉的利益。由于这个外部利益，造成生育率太低，经济学的传统对策是对这外部利益进行补贴，或由社会或政府负担部分生育的成本。这才是生育率太低的关键，与资本主义大致没有重要关系。

略微修改的本文首刊于《联合早报》，2017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