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教授于8月29日《资本主义与生育危机》一文，论述各国的生育危机的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笔者于9月6日《生育危机不能怪资本主义》一文，驳斥这观点。最近生命科技工作者关明先生于10月20日的《生育危机话因果》一文（下称《关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论述“资本主义并非生育率低下的必要前提条件”，显然支持笔者对郑教授文章的驳斥。

不过，在评论笔者的文章时，《关文》却说：“该文在就成本利益计算与生育决定的关系上，无疑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学术上的视角。但是，文章其实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什么是导致生育率低下的原因这个问题。”

这说得没有错，不过，拙文并不是要回答“导致生育率低下的原因这个问题”，而是要说明生育率太低，与资本主义大致没有重要关系，而这与《关文》的数据是一致的。其次，拙文是要解释，个人家庭的决策造成生育率低下，为何从整个社会的观点，可能是一个问题。

笔者提出的主要因素是，个人的决策，大致忽略了孩子将来的快乐，而从社会观点，尤其是当生育率远低于可以维持人口不大量减少时，将来人们的快乐不容忽视。

笔者也很同意《关文》关于“生育率是一个涉及诸多因素的果”的看法。不过，笔者很不同意《关文》的最重要结论：“一个更具压倒性的外在因素影响到生育率……就是成熟社会……在成熟社会里，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成人’的成长周期，要比成为生理学意义上的成人的生长周期来得漫长……一个十八九岁就进入生育的群体，与一个二十七八岁才进入生育的群体，在数理统计学上，生育率差异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生育率的低下，是平均一个成年女子只生五六个孩子，低于八九个孩子，则《关文》的上述重要因素，可能有很大的关系。不过，现在各国的生育率低下，是一个女子，平均只生约1.25个孩子，不到能够维持人口不减少的约2.2个孩子。

对于这种生育率的低下，与《关文》所说的因素几乎完全没有关系。试想，即使30岁才进入生育期，到40多岁的可能生育的年龄期，还有十多年，如果要生，多数可以生五六个以上。笔者的两个女儿出生的日期相差只有16个月。十多年，可以生很多个孩子。

只生不到两个孩子，肯定主要是生育的意愿很低，而不是生育期很短。因此，拙文所强调的关于生育的决策，依然很重要，虽然影响这生育决策的因素很多。不过，上次的拙文与本文都没有想要详细讨论所有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真的很多，也很复杂。

笔者要强调的另外一点是，即使资本主义导致生育率低下，我们也未必应该“怪”资本主义。如果一位已婚女子某甲找不到工作，本来想要生孩子，但某乙帮忙她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她因而决定不要生孩子。这样的情形，某甲肯定不能怪某乙害她少生孩子，因为乙增加了甲的选择机会，是甲决定不要生。

同样的，如果市场经济与经济增长提高妇女的教育与工作机会，而使生育率减少，则根据关明先生与笔者的逻辑，可以说市场经济至少部分导致生育率低下，但我们也未必应该“怪”市场经济。提高妇女的教育与工作机会，有很大的利益，即使是生育率低下，也可能应该用其他方法来提高生育率或维持人口不大量减少，而不是放弃妇女的地位与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定义未必完全一样，但根据多数用法，有很大的重叠性。笔者偏好用“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在市场经济下，并不是只有资本家才得利。参加市场经济下的合作生产与互惠贸易的资本家、经理、技术人员、职员、工人、消费者等，甚至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法治基础与补充市场不足的政府人员，都能从市场经济中获得大量利益。

把市场经济叫做含有贬义的，至少有偏见的“资本主义”，大部分原因应该是受到有很大误导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详见拙作《经济与快乐》中关于剥削论的文章）。

尤其是中国，在邓小平正确的改革开放后，把中央计划经济大致改为市场经济。这改变是使中国能够在38年间，让实质人均国民总产值增加22倍的主要原因。在获得市场经济这么大的利益后，还对所谓的资本主义有这么大的偏见，可见错误的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客观些，像关明先生一样，多看数据，不要被这种有重大偏见的意识形态所误导。

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

本文首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17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