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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是理性行为者还是疯子?谈“全有或全无”的错误

张云教授于2017年8月12日在《联合早报》发表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平壤是理性行为者还是疯子?笔者很支持其主要论点:朝鲜问题应该“通过谈判和对话来打开困局”。 战争是灾难,应该尽量避免。不过,本文对其一个论据进行商榷,并从而论述一个连诺奖得主也很容易犯的推理方法错误:全有或全无(All or nothing),忽视中间情形。
 
张教授认为,‘美国的“朝鲜困境”在于一方面认定其是疯子,另一方面又期待朝鲜做出理性选择 … 美国对朝政策一方面认为,军事威慑和经济制裁是唯一能够让朝鲜政策变化的办法。这实际上建立在朝鲜政权是理性行为者的认知之上,… 另一方面,美国的对朝政策又隐含着朝鲜政权非理性甚至是疯子的认知。… 美国这种认知的内在矛盾性,造成了只愿意单方面的遏制和制裁,而不愿意通过谈判和对话来打开困局’。
 
因此,张教授认为,不论朝鲜是疯子还是理性行为者,美国都是错的,是自我矛盾的。张教授的推论,是建筑在‘全有或全无’  的基础上的,假定朝鲜或者完全是个疯子,或者是个完全的理性行为者。实际上,任何个人或国家,多数有相当的理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一些不理性或疯的因素。这对朝鲜的情形,更加适用。
 
第一,金正恩可能很自信很自大,自以为是,因而可能有些任性。因此,当他信息不足或决定失误时,其行为就有可能比较接近疯子。第二,金正恩的多数决策,主要是极大化其个人与其统治集团的利益。因此,如果从整个朝鲜或全人民的观点来看,有些行为也可能比较接近疯子。这个问题虽然在其他国家也有适用性,但在朝鲜的情形更加严重。朝鲜人均收入很低,但其统治集团却享用从外国进口的高级奢侈品,还自称是共产主义。
 
既然平壤有理性的成分,也有疯子的成分,即使美国的政策与观点,某些方面好像假定平壤是疯子,某些方面又假定平壤有一定的理性,也未必一定错误,也未必一定是自我逻辑矛盾,须要更加深入与详细的论证。
 
朝鲜不完全是疯子,因此制裁和遏制应该有效果。不过,如果能够通过谈判与对话来解决问题,对各方多数更加有利。
 
世界上的各种事物,绝大多数都处于中间情形或灰色地带,不是全白,也不是全黑,只是黑白的程度有不同。然而,在逻辑推理时,像张教授这样,假定或者完全是疯子,或者是完全的理性行为者,这样的‘全有或全无’或‘非黑即白’的错误,是人们很容易犯的,不能深怪张教授。下面举出一位诺奖得主的类似失误,一方面作为例子,一方面因为有关环保,有其本身的重要性。
 
诺奖得主科斯的类似错误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于1990年7月,在科斯教授(Ronald Coase)获得诺奖之前,写过<我所知道的科斯>一文,重新刊登在2013年底追忆科斯会出版的手册《追忆科斯》。 在此文的第4页,张教授叙述了一个在1960年春天,包括好几位后来的诺奖得主与其他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聚会’:
 
“科斯问:‘假若一家工厂,因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抽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要干预 ― 正如今天香港的环保言论一样。但科斯说:‘错了!’跟着来的争论长达三个小时,结果是科斯屹立不倒。” (手册第27页)。 “科斯反对政府干预污染胜了一仗” (手册第28页)。张五常教授关于上述辩论的叙述,也由诺奖得主George Stigler 1985年的回忆文章所印证,可靠性没有问题。
 
科斯的观点发表于1960年的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此文曾经很多年成为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文章,也是科斯的最主要两篇文章之一,可说值得半个诺奖。此文虽然也论述了一些正确与重要的观点,包括污染的两面性与科斯定理,但此文最主要的论点(批判庇古A.C.Pigou对污染征税的建议),也就是上述三小时辩论的内容,却是基于‘全有或全无’的错误。然而,在场的其他20名经济学者,包括后来好几位诺奖得主,却在辩论后全部支持科斯,从原来的20对1票,变成21对0。
 
科斯不用数学,也不用图形分析,只比较完全自由污染(全有)与完全禁止污染(全无)的两个极端情形。给定这个只考虑这两个极端的比较,科斯用合理的数字,有说服力地论证,可能自由污染比禁止污染好,或反过来,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看具体情况。科斯的这个结论,用来批评要求完全禁止污染的极端环保主义者,是成立的。然而,科斯却用它来批判对污染征收庇古税,这是错误的。
 
庇古以及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并不建议完全禁止污染,因为这可能使生产几乎完全停顿,可能得不偿失;而是根据单位污染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污染征收污染税。这并不会使污染减少到零的极端,而是使污染减少到其边际利益(对污染者)与边际成本(对社会)相等的社会最优点。
 
由于科斯只比较全有与全无的两个极端,使他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不对称性。在自由污染的情形,最后一个单位的污染量,对污染者而言,其边际利益是无穷小的,而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却是好大的。这个不对称性使能够减少污染的庇古税是有利的。如果只比较完全自由污染与完全禁止污染,污染的利益与危害大致是对称的。由于科斯只做这个全有或全无的比较,使他以及其支持者忽视上述不对称性,而得出反对对污染征税的错误结论。(详见在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7 的拙文,或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英文版Common Mistakes in Economics 可以免费下载;open access.)
 
科斯的错误,一方面是方法论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芝加哥学派过分强调市场的功能,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能够有效运行的地方,让市场工作,这是对的。然而,污染或环保问题,单单市场本身是不能有效处理的,必须政府的辅助,甚至世界各国合作来进行。
 
科斯与张五常反对对污染征税的错误观点,在中国到近年都有很大的影响,其支持者包括著名的北大张维迎教授。笔者以前在中国建议对汽车与汽油征收污染与堵塞税,就曾经被批评为忽视了科斯对庇古的批判。因此认识这个‘全有或全无’的错误,是很重要的。
 
2017年8月18日以“从朝鲜困局谈‘全有或全无’的谬误”为题首刊于《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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