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一些正误：向张五常教授请教-实话实说-财新网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所做演讲“新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原载《交大法学》2015年第3期，于今年8月16日重刊于《中评周刊》第28期。笔者细读之后，一方面欣赏其叙述生动深入，敢于数落许多诺奖大师的“错误”；一方面对其几个论点摸不着头脑，想许多其他读者，也有同感，特此向张教授请教，希望《中评周刊》能够得到张教授的解释文章。

笔者几十年前读了张教授的《买橘者言》与《中国的前途》，就大大欣赏张教授的文章，自叹不如，并写信给中国总理，建议他们向张教授请教。去年读了张教授的《多情应笑我》，也觉得很兴趣，比《红楼梦》好很多（对我）。因此，本文纯粹是探讨真理，不是人身攻击。张教授这篇文章，也不缺兴趣与洞见，但由于是请教，本文着重于笔者认为须要商榷的地方。

笔者在《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也讨论诺奖得主的错误观点（包括下文提到的科斯的错误），但都是很明显的失误，可以说没有争议性。下文讨论的几个“错误”，向张教授与读者讨教。

第一，先说一个接近笔误式的小失误。张教授说1961-1962年的启动新制度经济学的“三篇文章的作者【科斯、斯蒂格勒与阿箩】后来都因此【谈交易费用的重要】拿了诺贝尔奖”(p.36;根据《中评周刊》)。显然的，阿箩的诺奖，不是因为谈交易费用，而是全局均衡与社会选择，他的诺奖演讲并没有提起那篇1962年的文章。

第二，关于捆绑销售，例如IBM要求买或租用其电脑的客户，也必须用其卡纸（旧时电脑用的），而其卡纸比较贵。戴维德（Aaron Director）对捆绑销售的解释是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使IBM能够对用电脑比较多的客户多收费。张教授的解释是卡纸比较贵的捆绑销售是IBM给客户提供免费维修的收费。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都合理，都可能有些实际作用。不过，张教授认为“价格分歧[歧视]是错的。为什么错呢？比如说你买一个苹果，一块钱。我买个苹果，也是一块钱。你吃了五口，把剩下的苹果给扔了。我吃了十口，才扔。那我每一口的价钱，就等于你的一半。那你付的价格不是贵了我一倍吗？如果这样算的话，价格分歧到处都是。”（p.39）. 这个对戴维德的批评，令人完全摸不到头脑。你给同样的钱，你自己吃几口，吃不吃，是你自己的事，哪里能够说商家对你价格歧视？

第三，关于公海产权的讨论，张教授说，“假如全世界农地都给了我张五常，我一定租出去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那些农民种的东西一定在竞争价格下销售。虽然所有的地是我的，但是农产品价格依旧是竞争价格”（p.42）。农民之间虽然有竞争，但如果所有农地都由一个人拥有，则他肯定能够提高其租金，其总租金会比农地分散拥有的情形高很多。因此，包括这比较高的租金的农产品价格，也会高很多，而不是同样的竞争价格。

第四，张教授说，“斯蒂格勒那篇关于信息费用的文章，逻辑上有错。他说因为同样的物品，而市价不同，所以大家就去寻价到处讲价，市场里同样的物品的确有价格分歧。他错在哪里呢？市价有差别，不错。但这个差别是大家搜寻价格的结果，不是搜寻的原因。他因果倒置，所以错了”（p.36）。如果价格有不同，人们有寻价讲价的动机，这也能够减少价格分歧的程度。相反的，如果价格一律，人们就没有寻价讲价的动机。因此，笔者看不出为何斯蒂格勒因果倒置？应该是张教授自己因果倒置。

第五，张教授说，“科斯错得最厉害。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假如清楚地界定了权利，而又假如交易费用是零，市场就会有效地处理外部性问题，有效地配置资源。这是大名鼎鼎的科斯定律。科斯错在什么地方呢？科斯说，如果交易费用为零，市场如何如何。但是，如果交易费用真是零，根本不会有市场存在。”（p.36）。

起初，笔者认为即使交易费用真是零，市场也会存在，因为须要交易，甚至有更大的使用范围。后来，当笔者对张教授对交易费用有多一些理解后，认为可能是因为他对交易费用的定义太广。张教授说，“假若一切广义上的交易费用确是零的话，就等于说消费者的意愿不需任何费用便能显现出来；拍卖人和监察者可以免费收集及传播一切生产及消费的讯息；工人及其它的生产要素完全遵照消费者的意旨生产。至于工人（消费者）的收入，则可由一个仲裁者免费地依照工人的边际生产力、资源的租值分配，及其它有效率的准则，加以决定。这样推理，没有市场价格也可以达到高斯提出的结局。” https://tieba.baidu.com/p/1521358933 ）。这显然包括信息、各种安排、监察等费用都是零，不是单单交易的费用为零。

张教授认为“广义上，交易费用是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不可能有的费用。这定义是我在一九六九年提出来的”。一人世界没有交易，因而没有交易费用，这没有错。然而，一人世界没有，而多人世界才有的费用，却未必都是交易费用。防止他人盗窃、伤害等费用，在一人世界也没有，但这是防卫的费用，不是交易的费用。

科斯那篇值得半个诺奖的文章也真有个重大错误，但不是张教授说的。这个真正的错误，我不久前（8月18日）在《联合早报》谈朝鲜问题时也有提到，有如下文。

科斯文章真正的谬误

张教授于１９９０年７月，在科斯教授（Ronald Coase）获得诺奖之前，写过＜我所知道的科斯＞一文，重新刊登在2013年底追忆科斯会出版的手册《追忆科斯》。　在此文的第４页，张教授叙述了一个在１９６０年春天，包括好几位后来的诺奖得主与其他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聚会’：

“科斯问：‘假若一家工厂，因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抽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要干预 ― 正如今天香港的环保言论一样。但科斯说：‘错了！’跟着来的争论长达三个小时，结果是科斯屹立不倒。” （手册第２７页）。　“科斯反对政府干预污染胜了一仗” （手册第２８页）。张五常教授关于上述辩论的叙述，也由诺奖得主George Stigler 1985年的回忆文章所印证，可靠性没有问题。

科斯的观点发表于1960年的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此文曾经很多年成为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文章，也是科斯的最主要两篇文章之一，可说值得半个诺奖。此文虽然也论述了一些正确与重要的观点，包括污染的两面性与科斯定理，但此文最主要的论点(批判庇古A.C.Pigou对污染征税的建议)，也就是上述三小时辩论的内容，却是基于‘全有或全无’的错误，忽略中间情形。然而，在场的其他20名经济学者，包括后来好几位诺奖得主，却在辩论后全部支持科斯，从原来的20对1票反对科斯，变成21对0票支持。

科斯不用数学，也不用图形分析，只比较完全自由污染（全有）与完全禁止污染（全无）的两个极端情形。给定这个只考虑这两个极端的比较，科斯用合理的数字，有说服力地论证，可能自由污染比禁止污染好，或反过来，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看具体情况。科斯的这个结论，用来批评要求完全禁止污染的极端环保主义者，是成立的。然而，科斯却用它来批判对污染征收庇古税，这是错误的。

庇古以及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并不建议完全禁止污染，因为这可能使生产几乎完全停顿，可能得不偿失；而是根据单位污染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污染征收污染税。这并不会使污染减少到零的极端，而是使污染减少到其边际利益（对污染者）与边际成本（对社会）相等的社会最优点。

由于科斯只比较全有与全无的两个极端，使他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不对称性。在自由污染的情形，最后一个单位的污染量，对污染者而言，其边际利益是无穷小的，而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却是好大的。这个不对称性使能够减少污染的庇古税是有利的。如果只比较完全自由污染与完全禁止污染，污染的利益与危害大致是对称的。由于科斯只做这个全有或全无的比较，使他以及其支持者忽视上述不对称性，而得出反对对污染征税的错误结论。（详见在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7 的拙文，或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英文版Common Mistakes in Economics 可以免费下载；open access.）

科斯的错误，一方面是方法论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芝加哥学派过分强调市场的功能，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能够有效运行的地方，让市场工作，这是对的。然而，污染或环保问题，单单市场本身是不能有效处理的，必须政府的辅助，甚至世界各国合作来进行。

科斯与张五常反对对污染征税的错误观点，在中国到近年都有很大的影响，其支持者包括著名的北大张维迎教授。笔者以前在中国建议对汽车与汽油征收污染与堵塞税，就曾经被批评为忽视了科斯对庇古的批判。因此认识这个‘全有或全无’的错误，是很重要的。

首刊于《中评周刊》2017年8月23日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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