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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于2010年中在本博客贴出‘人民币应该早日升值!’的博文,最近读到《新加坡经济评论》(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今年(2012)三月的一篇文章,提供了支持人民币升值的更多论据,特此解释其要点。

这篇文章是在美国大学任职的华裔学者SUN Wei 与AN Lian 写的。根据对实证数据的计量分析,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美国的冲击(shocks)并不能够多大地解释中国的产量波动,显示中美这两个经济体是受到不同的冲击的。因此最优货币区理论不支持人民币与美元挂钩,而应该对美元浮动。第二,美国的冲击并不能够多大地解释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波动,显示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利益很小,而人民币对美元浮动是可行的。详见原文。

顺附以前(2010年6月17日)的博文,没有改动,给读者们参考。

2012年5月20日于蒙纳士大学。

 

人民币应该早日升值!(答评论者版)

 

黄有光

澳洲蒙纳士(Monash)大学经济系教授

 

不久前贴上<人民币应该早日升值!>一文后,有评论者说:‘人民币根本没有升值空间!!!!早日升值早日给自己上绞索。’笔者回答说,‘见仁见智’。后来想想,除了见仁见智的因素以外,还有从谁的出发点看问题的差异。从出口商与生产出口产品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些勉强维持生存的生产者,又尤其是从他们的短期利益来看问题,说‘人民币根本没有升值空间!!!!早日升值早日给自己上绞索。’多数是对的。不过,作为一位学者,笔者是从全中国的长期利益,或是从全人类的长期利益的观点来谈问题的。从这个观点,笔者坚持原文的看法。以下附上原文。

 

中国政府于2005年七月开始的人民币缓慢升值的政策,到2008年最后一季度的全球金融危机后而停止,转而变成钉美元的政策,至今还没有改变。笔者多年来强烈主张人民币大量升值,并认为与其与美元挂钩,不如改为与一篮子货币挂钩或浮动制。(详见《经济与社会:黄有光看世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一书中有关人民币升值的文章。)本文结合当前经济情况,再论述为何人民币应该早日进行较大幅度的升值。

 

人民币应该升值

一个国家的币值,就像一家厂商的产品的价格,不是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币值太高,出口货卖不出去,长期而言,赚不到外汇来买进口货,得不到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币值太低,等于把出口货贱价出卖,浪费了国家的资源、劳力、与环境品质。因此,币值应该适中。但是,现在人民币的币值,是太低了。

第 一,如果用购买力计 算,一美元不是等于6.8元多人民币,而是2元左右。即使考虑其他因素,一美元最多换4-5元,肯定不应该是6.8元多。

第二,中国现在已经有了超过两万五千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远远超过任何国家的外汇储备,是全球所有国家外汇储备总数的三分之一,超过中国自己国民年产值。这像一个月收入一千元的人,手头上有一万几千元现金!中国现在完全不是外汇不足,而是持有太多低息美元债卷,考虑物价,是负利率,并蒙受美元币值下跌的损失。早应采取笔者2003年初关于减持美元的建议。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国家需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正像一个人需要有足够的现金与银行存款。但是有钱人并不持有太多现金,而是把大部分资产放在能有相当高回报的投资。富强国家如美国,其外汇储备并不是很多。

几年前,当黄金的价格在约五百美元时,我曾经发电邮给余永定(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认为与其持有美元,不如持有黄金。现在黄金是一千两百多美元,而且多数还会继续波动升值。

第三,中国对外贸易还在大量出超,单单今年五月份外贸就出超195.3亿美元,不必担心出口减少,外汇储备减少。其实,由于人民币增值使出口量减少,未必会减低外汇收入。出口量减少的百分比必须大于币值增加的百分比,才会使外汇收入减少。(为简单起见,假定出口货的本国价格水平没有很大的变化。) 有一些原因使人相信,外汇收入不会减少,至少不会大量减少。首先,中国出口货价格很低,不会因为人民币的温和升值就丧失竞争力。其次,对中国许多出口货的需求的价格弹性不大。例如中国食品、药材、旅游等,价格略为提高,人们大体上会照样买。

即使出口减少,外汇收入也减少,也未必是坏事。由于人民币升值而使外汇收入减少,表示用在生产出口品的资源大量减少。只要把这些资源用来生产其他可以出口的产品,就可以抵消外汇的减少;只要把这些资源用来生产其他对本国人民有利的产品,其利益就多数会大于因为外汇减少的损失;只要把这些资源用来生产能够提高经济的生产力的产品,例如基础建设,就能增加将来的外汇收入与人民的福祉。

第四,以国际贸易理论来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只有人为提升出口货价格的经济理由(从本国观点出发,使用一定的垄断力量),没有人为压低出口货价格的经济理由。

第五,如果由于没有及时作相当幅度的升值而使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则对中国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第六,更广泛而言,由于没有对破坏环境的生产与消费有足够的征税,币值太低所鼓励的生产加大破坏环境的扭曲,因而得不偿失。像一个人在家里做糕点出售,除了人为压低人工的价钱,还不计算家里弄脏的成本,这不是很不合算吗?

一个国家的货币升值的主要可能不利的地方,是使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而使本国的总需求减少,从而可能使生产减少。但是,除了2008年底到2009年中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不是总需求不够,反而是时有经济过热的问题。其次,即使没有过热的问题,出口量减少对总需求的影响,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补救。尤其是中国现在的情形,开发大西北、发展基础建设、减少贫困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资,只要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就不必担心总需求不足。

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 ‘百害而无一利’,这种看法肯定是不正确的。币值高有很大的利益,可以用少量的出口换取大量的进口(包括出国旅游与购物)。虽然生产出口品的生产者会有短期的损失,但生产入口品的替代品的、进口商、进口品使用者(包括生产者与消费者)得利。当原来的币值太低时,利大于弊。

 

日本与澳大利亚的例子

有人引用日本的例子,认为人民币升值万万不可行。根据这个论点,日本近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停滞,就是由于在八十年代底日元升值所造成的。其实,日元远在八十年代底很久之前就已经有大量的升值,而经济继续高速发展,到九十年代后才开始停滞或以很低速成长。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日本已经成长到了大笨象阶段(根据林崇椰教授的发展的乌龟-飞马-大笨象三阶段论),成长速度理应减到低速度。第二,日本有一些金融的问题,包括银行贷款受到人情与权力的影响等。第三,日本向来有很高的储蓄率,加上日元升值,投资者把资金投到外国。因此,日本拥有大量的海外资产。这些海外资产的回报,没有被计算进日本的国内总产值中,但却属于日本人所有。日本近十多年来的所谓经济停滞,是根据国内总产值来算。如果根据包括在国外的净收入的国民总产值,则数字要大得多。第四,日本人口快速老化,中青年工作人口比例下降,经济成长速度下降是自然的,但老年人有好多资产,并没有经济问题。

其次,日本的低速成长不见得是一件坏事。第一,日本已经有很高的人均收入,除了住房不是很大,其他物质条件基本满足,再高速成长,主要是污染环境,而非真正提高生活品质。避免这种高速增长,不但对日本人民有利,对全世界也有利。

在日本以高速成长的几十年或更长的时期,日本人民的快乐水平差不多是全世界最低的,而且长期没有增加。从1958年到1987年,人均实际收入增加5倍多,而快乐指数没有增加。日本经济约从1989年开始停滞或以低速成长。根据1994年的调查,日本的快乐指数,在各国比较中,已经从敬陪末座增加到中下的水平(Diener 2000)。根据2002-2004的调查(Leigh & Wolfers 2005),日本的快乐指数已经到达中等至中上水平。这可能有其他原因,但原因之一大概是,日本人已经逐渐认识到,拼命挣钱并非获得快乐之道。(请参看《经济与社会:黄有光看世界》中第三篇<快乐之道>。)从1987年开始的十五年间,日本的平均工作时间平均每年减少约0。7%,累积减少超过百分之十。这闲暇的增加,也没有被计算在产值内。

日本近十多年来的经济停滞或低速成长,被多数人认为是大坏事。其实,对日本人民与全世界都有利。如果日本经济停滞真的是由于汇率增值造成的,汇率增值的利益大矣!

当然,中国的情形和日本完全不同,不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停滞。其实,即使是已发展国家,升值也未必会使成长减速。例如澳大利亚元对美元汇率从约九年前的48美分及两、三年前的60美分增加到现在(2010年6月)的85美分左右,增值分别超过77%与41%,而其经济以高速发展(以已发展国家水平而言),而且房地产与股票的价值指数(除了金融危机时期外)都大量增加。

 

为何应该早日升值?

可能有些人同意应该升值,但认为现在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还必须等一等。其实,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国,是最先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并以最快速度发展的国家。人民币升值有利全球经济的调整,支持全球发展,从而又支持中国自己发展。

其次,中国经济已经是相当能够应付必要的市场调整的。回想2008年底与2009年初时,珠三角地区有大量工人失业,许多人必须回农村。几曾何时,今年初就有许多地方找不到工人的报导。再回想约十年前,当中国在考虑是否要加入世贸时,许多支持者都担心加入后的不可避免的大量失业,结果很容易调整适应,一点问题都没有,反而增加发展速度!

人民币升值既然对中国利大于弊,早日升值早日得利。更重要的是,现在人民币应该甚至必须升值,已经太明显了,使国际热钱大量流入中国。当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后再流出,从而得利。这种投机者的得利,分摊了中国从升值的利益。为了减少这种分摊,必须早日升值。张曙光教授虽然也主张升值,但是他认为这些投机者的得利,是升值的成本。我认为这是没有及时升值的成本!越迟升值,成本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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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黄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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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父母原籍广东惠来县。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1)。曾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74-2012)与荣休教授(2013开始)。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 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福祉生物学与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近著:《宇宙是怎样来的?》,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2011;《快乐之道: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2013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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