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长王瑞杰宣布水价将要调涨30%后，几个星期内，笔者被中英文报章与电视台多次采访与报道。由于笔者支持大量提升水价，收到多封严厉谴责的邮件，包括说笔者是“冷酷无情的”（unfeeling），“令人厌恶的”（disgusting）；“我绝对讨厌（detest）你”。

显然的，由于报道不够全面，及读者或观众对问题的看法角度等问题，笔者的建议被曲解了，希望本文能够大略解释。

首先，笔者肯定不是冷酷无情的，最近还向香港有关当局发邮件，抗议其巴刹鱼贩把鳗鱼活活砍成两段的残忍卖鱼方法（在新加坡没有见过），也写过保护动物福祉的文章，对动物都还关心，何况是人类，更何况是低收入的人群？那么，我为何支持大量提高水价？为何不建议只对富人提高水价？

【关于保护动物福祉的文章】

笔者这次在新加坡工作与居住的四年多时间内，经常听到电台鼓励人们节省用水的各种呼吁，没有或很少听到关于节省其他东西的呼吁。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应该是水的价格没有充分反映其成本。

这猜想也与新加坡从2000年到现在还没有调涨水费一致。新加坡这几年虽然平均物价没有上涨，但17年来，物价还是上涨了超过30%。因此，这次计划的水价调升，还低于基于普通物价上升的涨幅。

根据基本经济学，如果要人们节省消费某种东西，最有效的方法是提高那东西的价格。为何在几乎全世界的城市或国家，水的价格多数偏低，还须要鼓励人们节省用水，很多城市（包括笔者居住过多年的墨尔本）还不时须要强制限制用水？

水是必需品，没有水会渴死。因此，绝大多数人认为水价不可以很高。这看法使水价在多数城市偏低，因而有鼓励节省用水与限制用水的问题。鼓励节省用水也牵涉不少成本与精力，限制用水更会造成很多不便。

不错，每个人每天都需要饮用约一至两公升的水，但这只是人均每日用水量的0.5%。99.5% 的水是用在比较次要的用途的，包括洗衣、冲凉、洗地、浇花、浇草等，以及工农业用途，更不必说到很多浪费的情形了。另一方面，在食物、居住空间、交通等方面，必要用途的百分比，大概比水的必要用途的百分比还要大。这些是否都应该压低其价格呢？

在没有重大外部成本（包括空气污染等）的情形，大致而言，市场或价格制度可以有效地调节经济的生产与消费，达到最高效率（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这是假定各种物品（包括劳务）都以其成本价格售卖。因此，要提高效率，应该让人们面对各种物品的成本价格。（如果有重大污染的情形，还应该加上其环保成本。）不论是有钱人还是穷人，都应该遵守使用者付款的原则，才能够鼓励人人适当节约，不浪费。

然而，即使在理想的条件下，市场达到的只是效率最高，但可能财富与收入分配很不平等。水价上涨30%，对富人根本没有明显的影响，但对低收入人群，则可能有很大的影响。新加坡政府的方法是资助低收入者，根据他们组屋的大小给回扣，使水价的增加没有对他们造成大冲击。理论上应该根据人均收入而不是房子大小，但人均收入可能也有信息不足等问题。

笔者回答记者问题时，除了支持大量提高水费，也指出应该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帮助，但应该设法增加他们的总收入，而不是让他们面对远低于成本的价格，不论是水还是其他物品。这可能须要增加对有钱人的所得税，而这可能增加反激励作用，减少效率。因此，很多经济学者也未必支持笔者的政策建议，这建议要求在具体措施（包括水价）实行效率挂帅，而在整体平等政策上增加对低收入者的帮助。

在具体措施上实行违反效率的平等政策，例如只增加富人的水价，实际上也有反激励作用，而又有额外的反效率作用，因为使有些人面对低于成本的价格，整体而言是低效率的。因此，不论要达到的平等程度是多少，都应该在具体措施上以效率挂帅，不论富人穷人，一元就是一元。这样，就可以在整体平等政策上增加累进的程度，以更加高效的方法达到同样的平等程度。

这是笔者早在198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论证。当时原来是要证明穷人的一元约等于富人的16元，结果我右倾的头脑推翻我左倾的心脏，证明一元就是一元。（详见：《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4.7节）

新加坡是在具体政策上实行高效率措施的国家，例如在拥车证采用有效的投标方法，比北京的摇号与用车牌限行肯定高效很多。然而，在整体平等措施上，笔者认为还有提高的空间。在笔者的前任林崇椰教授几年前的呼吁后，政府在平等措施上已经有些作为，但还不很足够。

以前经济学者强调平等措施对效率的打击，近来也有很多论证，平等也有提高效率的作用，包括增加社会和谐，减少犯罪，提高低收入人群对经济的贡献等。

考虑了这些平等对效率的正贡献，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平等的增加几乎是免费午餐，其对效率的正贡献，大致抵消其负作用（反激励），整体没有成本。详见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 2014年在《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的文章。这些结论是针对西方国家的研究，在整体平等政策偏低的新加坡与亚洲其他国家，应该更加适用。因此，尤其是在有高效率政府的新加坡与香港，是可以大量提高整体平等措施的。

限制整体平等措施的一个考量是国际或区际竞争，例如新加坡与香港之间对跨国企业、人才与投资的竞争，限制新加坡不能大量提高对跨国公司与高收入人群的税率。新加坡可能可以考虑与香港及其他有关城市合作，大家一起增加整体平等措施。

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

文章载于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