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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纪赟先生在12日《联合早报·交流站》的文章《新加坡补习中心现象再思考》(下称“纪文”)所述,“现在每年有120万户,也就是九成的新加坡家庭,会送孩子去至少850所受教育部认可的补习中心上课,花费高达每年11亿元”。如果有很好的作用,这花费应该是值得的。

至少在一些重要方面,新加坡教育的巨大成功,也有目共睹;有如纪文所述,在经合组织举行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我国中学生在全球72个参与评估的教育体系之中独占鳌头。

不过,从更全面的观点看,新加坡不断筛选的教育系统是否过分,是否给学生带来太大的压力?纪文也从阶层流动等方面讨论为何“绝非支持这个政策”(过分着重筛选与补习等)。本文从快乐与创造力的因素,提出我们应该给学生减少压力。笔者不是研究教育的。不过,根据几十年在教育界的经验,或有他山之石的作用。

笔者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的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在领奖的晚餐上,经济学会的主席布鲁斯·钱伯曼教授(Bruce Chapman )跑来坐在我旁边,问我:“你为什么创造性这么高?”这是我第一次被问这问题。我想了约两秒钟,说,“应该归功于我的妈妈!”

小时候,我妈妈经常说,“小孩子读书,一定要等到他自己愿意读,才有办法。”因此,虽然她偶尔会问我,“作业做了吗?”,大体是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我爸爸忙于工作,也完全不过问我们的学习,但每个月准时给我们学费,每天给我们零食费。因此,我小时候,完全没有必须读好书的压力。

由于我父母亲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我对一些老师的严厉教学方法(包括用藤条打手心),又以“铁手”(一位接连鞭打我五下的徐老师说的)应付,不受影响,自由放任地玩,所以创造性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虽然小学留级两次,用了八年时间读完六年的小学课程,但因为创造性没有被过分打压,在大学本科生时,在没有老师的指导下,就在美国顶级期刊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发表文章,因而不必读硕士,省回这两年。

关于补习,台湾银庆贞等(2012年)的研究(发表于《经济论文丛刊》)发现:“若同时考虑自我选择与起始的能力,……补习的成效都是大幅下降,且都不显著。”简言之,即使只是看对考试成绩的影响,补习实际上并没有用,遑论对创造性与快乐的负作用了。

根据纪文,“2005年的一项本地调查发现,补习对学习成绩帮助并不大。不过,影响学生成绩的因素较多,而且我检索了其他国家与地区如日本、美国、越南等的类似学术调查,表明补习确实会对学生成绩有正面影响。”然而,这正面影响,主要应该只是在考试成绩上的学生之间的相对成绩。有补习的学生,考试成绩比没有补习的好一些。

不过,在整个社会而言,如果大家都不补习,整体成绩不会有显著的差别,尤其是根据真正的知识而言。因此应该让学生在应付考试后,还有时间选择从事一些自己兴趣的东西。

在一些对教育投资很低的低收入国家,在社会与家庭层次增加教育投资,可能是有利的。然而,在新加坡与其他东亚大城市,主要问题不是教育投资不足,而是学生压力太大。应该寻求的是减压,不是增加补习。

教育上的相对竞争,虽然在西方国家也存在,但他们比较重视孩子的快乐、自由发挥与创造性,所以问题不大。在东方过于严格、呆板与填鸭式的教育下,相对竞争加上对教育与家庭的高度重视,使东亚各国的许多孩子被考试压得喘不过气来,丧失了快乐的童年,非常悲惨,更不必说到创造力与科技的层次了。

减压的方法,包括减少对筛选的重视与次数。但这还不够,严重的问题通常必须用非常的方法来解决。笔者在此提出一个可能会被认为很极端的方法。这个釜底抽薪的方法,让绝大多数的家长与中小学生都没有理由去进行极度浪费的、负和的相对竞争。除了新加坡,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也可能可以采用。

首先,在收生与学校分配上,取消现在用考试成绩录取的方法,而以下述要求取代。第一,要进入大学(可能可以包括中学),必须通过一项普通知识考试。只要求及格,不要求高分。考试结果只分及格与不及格。这考试所要求的范围与水平,必须是中等水平的学生能够在不必超时学习的条件下,只要认真学习,就能够及格的。

第二,学校的分配,或学校的收生,主要根据学生的智商测验的成绩。其实,智商比较低的学生,进入学校要求高、同学成绩好的学校,是一种很大的负担。

主要根据智商测验的成绩分配学校,有不全面的地方。例如,情商对一个人将来的工作能力、事业成就等,可能比智商更加重要。但情商的测验比较困难,而且很难避免参试者不真实回答。如果将来有对情商的比较可靠的测验方法,不排除也考虑情商指数。

只用智商的一个问题是,女学生的情商通常比男学生高许多,但智商可能比不上。只根据智商对女学生不公平。这问题容易解决。男女学生分别分配或分别计算。例如,如果要求智商测验成绩最高的10%才能够进入第一流学校,则男生必须在男生中有最高的10%的智商成绩,女生必须在女生中有最高的10%的智商成绩。

除了自己真正的智力,要在智商测验中获得好成绩,学习也能够略为增加。然而,这种训练所要求的时间很少,更多的训练并不能够继续提高成绩。因此,如果主要根据智商,学生们就不须要拼命读书(实际上是准备考试),读到人都傻了。家长们也不必拼命想办法让孩子补习与进名校。

根据Clark等(发表于 Economic Journal, 2014年)的研究,在儿童与少年时期,影响长大后的快乐的重要因素,最重要的是情感健康(emotional health),其次是品行或行为(conduct),最不重要的是学业成绩或智力发展(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如果是真正为孩子的幸福,而不是为自己的面子,那就不要给孩子太多压力、太重视学业成绩,反而应该重视其情感健康与品行,与孩子多交流,并多以身作则。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载于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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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黄有光

124篇文章 6年前更新

黄有光:父母原籍广东惠来县。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1)。曾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74-2012)与荣休教授(2013开始)。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 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福祉生物学与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近著:《宇宙是怎样来的?》,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2011;《快乐之道: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2013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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