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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该鼓励学方言?

 

黄有光

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

这两三年来,本地华人似有一波又一波关心方言的浪潮”(陈宇昕,《联合早报》73日)。没有错,这也是笔者的印象。例如,本月3日的《早报周刊》连封面用了6整版在关于方言的专题故事“为人与情学方言”,从标题(例如“潮州人应该会讲潮州话”)到内容,都显然是在大力鼓励人们学方言。本文讨论鼓励方言的利弊。本文虽然针对新加坡,但文章论点对中国大陆与香港等地,尤其是在有普通话与方言之争的地方,也有参考的价值。

多会一种语言,包括方言,可以与更多人沟通,可以与人们亲切交谈,可以传承一些独特文化传统,可以欣赏一些地方戏曲,等等,显然有很多利益。如果能够让我忽然会讲多一种方言,我当然愿意。我于1997整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时,经常收听广东话新闻广播,就是希望能够增加自己的粤语能力,虽然结果还是半桶水。

虽然学一种方言,比学一种全新的语言要容易许多,但还是需要相当多时间。对大多数人,时间的成本很重要。 考虑到这成本,笔者要逆潮流而行,论述在新加坡的情形,鼓励学方言弊大于利,不如让方言逐渐自然退出历史舞台。我知道我这个观点会受到很多人的强烈反对,包括我那位拥有语言学博士学位的女儿。不过,真理的维护往往是需要成本的。先不要激动,听我道来,然后再反驳,如果有这个冲动。

笔者于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从父母与兄姐们学会潮州话,从邻居学会福建话(闽南话),上学后才学华语与英巫语。从约三年级开始,校方(华文学校)禁止学生在学校讲方言,因为这样才能够有效地让学生学会流利的华语。有一次,同学A让要到食堂买食物的同学B帮他也买一些,BA要买什么,A说,‘qingcai’(福建话‘随便’的意思)。班长要罚A讲方言,A说,‘我哪里有讲方言?我是用华语讲“青菜”。’可见当时规定在学校必须讲华语是多么严格的。

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以我所知,所有人都认为当时强制学生在学校讲华语的政策是必要与成功的。这使我们原来各自讲不同方言的同学有一个共同语言,也使我们掌握这个全世界第二重要的语言。 基于同样或类似原因,新加坡于1979年以来的讲华语运动也是有利的,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

方言的减少使用,虽然可能有一些损失,但这些损失大大低于更好掌握华语的利益。是否可以同时掌握华语与方言呢?可以,但除了生长在习惯讲方言的家庭或邻里的孩子,时间的成本多数太高。

尤其是新加坡的情形,一个在华人家庭出生的孩子,至少要同时学会英与华两种语文。 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除了少数特别有语言天才与研究语言的专家,绝大多数人只能精通一种语文,而大致掌握另外一种语文,很难两者都精通。例如笔者,在英文大学教了四十多年书,英语文水平还是略低于华语文。这是新加坡的双语文政策只能大致,不能完全成功的主要原因。确保学生精通其中之一(多数是英语),很难确保他们也精通另外一种。

既然如此,与其鼓励人们学方言,不如鼓励人们不但精通一种语文,也能够精通或高度掌握第二种语文。如果政府、媒体与学生的精力转而用在学习方言方面,多数会使人们对第二种语文的掌握程度下降,得不偿失。不但用掉时间,更重要的是会使人们对华语的掌握程度下降,减低华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多数会是新加坡华人文化与华文教育的悲哀。

我现在还会讲潮州话,不时还听潮州音乐。如果我不会讲潮州话,我会有些损失,但这损失很小。不能看潮州戏,但我现在几年才看一次潮州戏?另外一方面,如果我对华文掌握不好,我会有大量的损失。包括对诗词对联等中华文学精华,我会不能欣赏;《三国演义》、《家、春、秋》、金庸小说等,至少不能读原文;中华文化的精髓,也很难传承。更不必说到与十多亿人的可能沟通的机会了。因此,华文、华语,不能放弃。另一方面,方言的自然淘汰,对绝大多数华人损失不大,反而有减少不同籍贯与方言的族群之间的隔膜的好处。

我们的女儿出生时,我们只教她们华文华语,不教她们潮州话,虽然我妻子也是潮州人。由于女儿在澳大利亚长大,她们精通英文英语,只能掌握华语,华文不是掌握得很好。如果我们也让她们学潮州话,她们的华文华语肯定掌握得更不好,肯定得不偿失。

如果一个孩子生长在习惯讲方言的家庭,自然会讲方言,则不必让他放弃讲方言的能力。如果已经会讲方言的人们,愿意甚至偏好以方言交谈,我们也不必反对。然而,在新加坡的情形,不论是在政府与媒体的公共层面,还是个人家庭的层面,都不必,甚至不应该,刻意鼓励学习方言,因为得不偿失。

因此,“这两三年来,本地华人一波又一波关心方言的浪潮”是不必要的。这大概是基于对方言没落的惋惜。方言的淘汰虽然也会带来一些损失,但损失不大。语言不是越多越好。极端的情形,每个人讲自己独特的语言,语言的数目极大化,但语言的功能极小化,人们完全不能沟通。

像潮州话之类的方言的自然淘汰,我认为对全人类或整体华人而言,不论是在新加坡还是全世界,显然是一种进步,肯定利大于弊。因此,虽然我们不应该禁止方言,但可以让它们自然淘汰,不必刻意花时间与精力来鼓励人们学习与使用方言。

如果用“潮州人应该会讲潮州话”的逻辑,也可以说:“惠来人应该会讲惠来话”,“兵营人应该会讲兵营话”,“黄家人应该会讲黄家话”, 。 结果是大量减低沟通,如果不是完全不能沟通。

与其花时间学方言,不如用这时间来学其他更有用的知识。如果要用在学语文上,不如用来加强第二语文的精通程度。即使英华两种语文都精通了,不如用来学马来文。至少,可以增加与马来人的沟通,也可以欣赏“Kalau ada silap dan salah, jangan simpan di dalam hati”“Hutang emas boleh dibayar; hutang budi dibawa mati”. 在新加坡的多元种族与文化的社会,这比会看潮州戏重要许多。

经过略微修改的本文,以同样标题于79日首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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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黄有光

124篇文章 6年前更新

黄有光:父母原籍广东惠来县。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1)。曾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74-2012)与荣休教授(2013开始)。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 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福祉生物学与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近著:《宇宙是怎样来的?》,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2011;《快乐之道: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2013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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