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彭念先生3月23日发表的《从结构视角理解香港本土意识的崛起》一文（下称‘彭文’），不乏一些中肯论述，“本土意识”也未必完全错误或不好，但本文针对其中一个重要论点，进行必要的商榷。

这个论点不但涉及香港的本土意识，也大致适用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其他地方的本土意识，对于正确理解有关本土相对于外地，居民相对于移民，人口与移民等问题应该有所帮助。

彭文论述，“由于香港地域狭小、吸收容纳能力有限，大陆资金、技术以及人员的持续涌入，自然会给香港造成挤压感。…… 面对持续增长的挤压感，香港的选择有二：一则接受现状；二则改变现状。接受现状意味着不断压缩香港的发展空间，以便腾出部分空间吸纳大陆的资金、技术及人员。但是这种方式不可持续。原因在于香港本身发展空间有限，吸收容纳能力也有限，香港能够压缩的空间也极为有限。”这个论点，可能会引致很多读者的共鸣，尤其是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与香港有些共同点。其实，这个论点大大须要商榷。

实际上，“资金、技术以及人员的持续涌入”是帮助大陆、香港、新加坡以及许多其他城市、地区与国家能够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怎么会是压缩本土的发展空间呢？当然，中国这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但包括从香港在内的资金、技术以及人员的持续涌入，肯定大大提高中国大陆的发展速度。彭念先生可能会说大陆土地资源大，不能与香港同日而语。新加坡比香港还小，人口密度比香港还高，但也得利于“资金、技术以及人员的持续涌入”。

很多人认为，人口增加（不论是通过生育还是移民）使人均资源减少，因而减少人均收入，对本地人民不利。这是错误的，因为大体上外来移民并不能够无偿地占有属于本地人民或政府的资源。劳工的移入，可能会使同类劳工的工资下降，而对本地的这类劳工不利。然而，这使其他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与他类职工）有更多的劳工来配合，生产力会提高，收入会增加。可以论证，即使没有规模报酬递增（下详），其他要素的收入增加的量，大于本地劳工工资减少的量，而使本地人的总收入增加。

假定在移民进入之前，劳工的边际产值与工资（在没有扭曲的市场经济，边际产值等于要素的报酬）等于（每期）1000元，10万个劳工移民的进入使这数目减少到800元。这10万个劳工每人赚取800元的收入， 但他们对经济的平均贡献是从800元到1000，约等于900元。这10万人对经济的总贡献约等于9000万元，但他们只获得8000万元的报酬，因而他们对经济的净贡献（不考虑税收与补助等复杂性）是1000万元。

因此，如果本地劳工的收入随着劳工移民的进入而减少，则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的增加，会比本地劳工收入减少的量多出1000万元。（详见笔者的《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复旦大学出版社。）

贫穷劳工收入减少，而富人收入即使增加更多，未必更好。然而，与其采取违背效率的政策，不如多在总收入方面帮助穷人。在具体政策上以效率挂帅，能够以比较小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的平等程度。（详见笔者于198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论述。）

其次，如果是基于避免本地劳工的工资下降，而减少或禁止外来劳工的移入，则减少这些比本地劳工更穷的工人的工作机会或工资，从整个区域或全球的观点，是增加不平等，而不是减少不平等。

如果是人口自然增加，决定多生一个孩子的父母，明知多一个孩子，家庭的人均收入大减，但在没有重大无知与无理性的情形，应该认为是变好的。邻居亲朋生孩子，我们是向他们祝贺，不是向他们致哀。可见不能以人均收入下降来反对人口增加。如果是移民进入，可能（但未必）使包括新移民在内的人均收入减少，不过却使原有本地人的人均收入增加， 同样不能以人均收入下降来反对人口增加。

其次，即使给定土地资源，人口增加未必使人均收入减少。第一，人多，增加分工合作与专业化的程度。显然地，在鲁滨孙发现星期五前，一个人在荒岛上，不能进行分工合作，生产力很低，多数人会饿死。当然，如果给定土地面积，人口太大，连站立的地方也不够，也不行。然而，即使在人口密度很大的大城市，例如东京、伦敦、上海、新加坡等，在很大程度上，人口的增加还在大量提高分工与专业化的水平，使人均产量与人均收入增加。试想，是人口密度很低的乡村，还是大城市的人均收入比较高？

第二，人多，想法、创新也比较多，科技进步比较快。这是一经发现，大家都可以应用的。因此，人均收入会增加。

第三，即使给定科技与知识水平，也有很多公共物品是一经提供，就可以大家使用的，例如国防。尤其是弹丸红点的新加坡，人口增加大量提高国防力量。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给定我们的国防水平（不论是用哪一种合理衡量方法），人多减少国防支出的人均成本。

人们反对人口增加的原因，往往是基于一些错误的看法。一个很通常的谬误是，当人们遇到拥挤时，经常会想，如果这路上的车辆数目减少一半，或，如果这车厢内的乘客数目减少一半，那该多好！因而，很多人认为，人多是造成拥挤与污染等问题的主要原因。

但是否应该也想想，如果人均投资不变，而人口与车辆的数目只有一半，道路的宽度大约也只有一半，那么拥挤多数会更加厉害。如果人口与乘客只有一半，就不能够有这么多地铁（MRT）的线路，不能够有这么多班次的公共汽车，乘客的方便程度多数会下降。

50年多前，当新加坡人口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时，笔者在南洋大学（与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同一个校园）读书。当时，只有一种离开校园的公共巴士。如果错过一辆，必须等半小时。现在笔者也住在南大校园内，有时要乘179号公共巴士，将要走到车站时看到连接错过两辆179，以为非等个二三十分钟不可，但不到两分钟，第三辆179就来了。这是人多的好处呀。新加坡现在人口550万，交通比50年前便利很多。

当然，移民的问题，不能只看经济因素，还要看社会和谐等。不过，如果处理得当，相信包括新加坡与香港在内的许多城市，在一定的范围与速度下，还是可以得利于“资金、技术以及人员的持续涌入”的。

本文于2016年03月29日首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