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的牛涨，于6月12日后掉头下跌，而且跌势凶猛，20多天跌去约30%。政府重力救市，终于使股市于7月9日翻红，现在看来趋于稳定。但关于政府救市是否应该的讨论，还在进行。

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政府应该只是监管股市运作的合理合法与透明公开等，不必甚至不应该出手影响股市的升跌。市场经济有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作用。然而，即使是在实体经济，市场调节也非万能。除了提供保护人身安全、产权与基础设施等，政府每天都还应该为环保与食品安全等进行大量工作，更不必说到全球金融危机时提供四万亿元财政支出之类的需要了。

在金融方面，市场的调节功能也经常出现大失误。举几个例子。2008年左右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的问题引起的，因此，从理性而言，美元应该下跌。然而，当年下半年危机高峰时，美元反而大涨，很多个月后才回跌。反而是没有经济问题的澳大利亚的货币大跌，从当年中的98.5美分快速下跌到61美分。而后来又涨回到超过110美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与不合理的波动呢？

2008年10月28日，危机高峰时，当时一澳元值约65美分。彭博（Bloomberg）报道：‘RBC（加拿大皇家银行）引用技术分析建议，当澳元跌到63.36美分以下时，建议卖[不是买]澳元，目标为跌到55美分。卖后，如果澳元增值到67.9美分，就应该离场[即买回补仓，避免更大的损失]。’

同一天，彭博也报道：‘高盛（Goldman Sachs）公司分析员昨天在一篇短文中，引用技术分析说，当澳元跌到63.3 美分，表示会继续跌到47.75美分。’

看，当时澳元已经在几个月内从98.5大跌到65美分，而这些顶级金融分析员的建议，就是：如果大跌，表示会继续惨跌，应该卖；如果涨，多数会继续大涨，应该买！ 这种建议与行为，当然增加价格的巨大波动。这令我想起约40年前的一个亲身经验。

当时，我们虽然已经买了自己居住的房子，但完全还没有其他的投资经验，连股票也完全没有。另外，我虽然已经完成经济学博士学位，但向来只读关于实质经济的东西，不读关于货币金融方面的。一方面因为自己兴趣比较广，要限制一些；另一方面，大概因为当时是为了社会主义而读经济学，不是要自己赚钱，因此，认为只须要懂实质经济，不需要懂金融的东西。也可能有些认为铜臭的东西不够清高，虽然当时没有这么想，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下意识的作用。因此，当时我完全没有关于金融方面的学识与经验。

有一次与几个人聊天，谈到买卖股票等投资的问题。某甲说，‘他们是用百分之十的法则的！’某乙问，‘什么是百分之十的法则？’我虽然没有金融方面的学识与经验，但年轻自负，自以为可以举零反万，不等某甲回答，就说，‘所谓百分之十的法则，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某个公司的股票值得100元，当它跌到90元时，你就买；当它涨到110元时，你就卖！’我当时说得斩钉截铁，说完，不但某乙点点头，某甲也点点头。

几个星期后，我偶然在报刊上读到投资上的 所谓‘百分之十的法则’，赶快细读来证实我的正确性。读到的是：‘所谓百分之十的法则，就是：当股市反复下跌，超过百分之十，表示熊市已经到来，应该赶快卖；当股市反复上涨，超过百分之十，表示牛市已经到来，应该赶快买！’这‘百分之十的法则’，与我所说的是完全相反的！

既然人们是用这种非理性的，非实质的分析，加上人们的羊群效应，当然会使股票等金融价格大涨与大跌。所谓技术分析（technical analysis），就是指有别于实质分析（看实际会影响公司将来的利润的因素）的，只根据趋势或图表之类的分析。

既然股票等金融市场有非理性的大涨与大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未必是不好的。如果干预得时，反而是大大有利的。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国际大鳄索罗斯攻击香港股市。后来港府决定入市，不但稳定了股市，也大赚了很多钱。

中国这次救市，有人认为出手太迟，我认为不是。上海证卷综合指数虽然从五千多点跌到低于3，500点，但这是从两千多点快速涨到的五千多点。如果不是快速下跌到大大低于四千点，其实没有救市的需要。

其实中国经济还在维持很高速的7%增长率，长期而言，股市应该有黄金二十年。持有中国股票的问题主要是，公司是否能够把将来公司的真正利润以股息或公司的价值让股东们得利，而不是用假账、不合理交易等，让真正的利润进入一些个人的，包括其另外的公司的口袋。 因此，要维持股市的长期健康发展，长期大牛市，比特别时期救市更加重要的是健全监管，使个人不能不合理的滥用权力致富，而剥夺股东们应有的利益。在这方面的工作虽然任重道远，但我相信是会逐步改善的。因此，我对中国股市是长期审慎乐观的。

修改自以‘救市应该，监管更需要’的标题 首刊于东方早报7月28日的文章。

黄有光（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