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为何反大陆客？

水货问题市场在何处失灵？

黄有光

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

近几个月来，关于大陆人‘一签多次’到香港‘自由行’以及相关的‘水货’问题引发热烈讨论，本刊4月号也刊发了宋铮与褚简宁（潘淑美翻译）的两篇文章。笔者从中增加了解港人对‘自由行’与‘水货客’的反对程度。四月中，随着香港政府向中央建议被接受，深圳到香港的自由行已经改为每周一行。笔者没有在香港生活，可能难以理解港人的体会，但根据经济学分析，可能可以取得一些‘他山之石’的作用。如果有失误，请读者体谅与指正。

‘自由行’改为‘一周一行’的影响

由于原有的‘一签多次’的签证还有效，所以这改变的作用须要时间慢慢体现。另外，据说港深之间的水货客有六七成是香港人，‘一签多次’逐渐失效后，水货客绝大部分会被港人包办。香港人能够多次到深圳，而深圳人只能一周一行，是否会造成大陆人的不满呢？还有，香港建议限制自由行，可能会减低香港欢迎旅客的声誉。到底水货是怎样造成市场失灵，而须要限制呢？

‘自由行’是人类海啸？

褚简宁认为‘自由行’是人类海啸，即使扣除形容成分，也显然言过其实。下文指出其几个笔者不同意的论点。

第一，去年访港旅客中，有77%是内地人，褚先生认为是‘本港旅游业和零售业过度依赖内地游客的不健康现象’。香港就在大陆南门口，连接深圳，大陆是香港的复地，加上以前的人为分开与后来的放行，以及大陆这几十年改革开放后的快速经济发展，还有两地的某些物价的差距，以及大陆人对香港货物的信任等，使大陆人大量到香港旅游与购物，是很自然的。香港的旅游业和零售业者，可以大量赚大陆人的钱，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事。再说，对于香港，大陆不是一个不可靠的敌国，不必担心它的忽然制裁，高程度的依赖，并不会‘不健康’。

第二，褚先生认为‘更糟糕的是 … 超过一半的访港内地人，并不是真正的游客，他们只是来港购物，甚至嫌费事而不在这儿过夜’。旅客或购物者是否要过夜，应该让他们自己选择，只要他们不为害他人，不能够是‘更糟糕’的理由。新加坡人也很多到马来西亚玩或购物，很多不过夜，没有听说有问题。还有，他们来过夜，是买旅馆的服务；他们来购物，是买零售业的服务。从本质上说，没有不同。

第三，褚先生认为‘内地旅客几乎占据了海洋公园、迪士尼、旺角、铜锣湾和尖沙咀，当然令本地人恼火。当商场都是迎合内地人而非本地人的需要，港人自然感到被排挤’。

香港商人不可能有意排挤本地人，最多是唯利是图。如果没有一些像污染等外部成本与高度无知等因素，商人的唯利是图与市场的自动调节会达到最高效率。至少在金钱上的衡量，香港消费者的损失，会低于香港商人的得利。不过，如果少数商人得利100亿元，普罗大众损失50亿元，从福祉的终极观点，未必更好。然而，为了平等的目的，与其在个别措施上限制市场的有效率的调节，不如在总体分配政策上加大平等的程度，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支持，而让市场进行其有效率的调节。有如笔者在《美国经济评论》1984年的文章上的论证，这种在个别措施上的效率挂帅（一元就是一元），能够更有效率地达到任何可能达到的平等水平，使每个收入水平的人群都获利（相对于在个别措施上用违反效率的政策）。

香港的问题可能是商家的获利没有足够通过税收等方式，使普罗大众也大体获利。因此，对香港经济学者的一个挑战，是建议如何通过适当的税收，使得利者不是只集中在商家，而能够由普罗大众分享。笔者是研究经济理论与一般公共政策的，对香港的税收等情形不很清楚，比较难提出有效率而又具体可行的政策。不过，或者可以讨论一个大方向。

香港与新加坡有很多共同点，其中一个是长期来大体实行重效率而不重视平等的政策。这个政策使香港与新加坡都取得重大的经济发展，可说是很成功的。不过，当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很可能可以甚至是应该加大对平等问题的重视。约4年前，我的前任林崇椰教授提出，新加坡政府应该重视平等问题，当时被许多要员批评，但这两年的政府预算案已经反映，新加坡政府对平等的问题已经加强重视。香港可能也应该增加政府通过比较合适的政策，尤其是税收方面，使经济效率的成果，包括自由行对香港经济的贡献，不是只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能够让大家分享。

另一方面，我也希望香港人能够看远一些，不必斤斤计较于当今的利益。重视整体效率的政策，即使在没有足够的重分配政策下，长期而言，多数也是对绝大多数人群有利的，就像上述香港与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一样。是近乎绝对平均主义的文革，还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对人民比较有利？（不过，在大陆现在的情形，大量增加对平等的重视，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还有，我也希望香港人能够更加自由开放一些，除非有重大的影响，应该忍让其他人的互惠互利的交易，不必恼火。

水货问题市场在何处失灵？

不过，上述市场调节的效率是基于不存在像污染等能够导致市场失灵的因素的假设。在自由行与水货问题上，是否存在市场失灵呢？根据宋铮的分析，答案是肯定的。

作为经济学教授，宋铮当然知道市场调节的功能。因此，他问：在水货问题上，是什么东西破坏了市场的调节机制？宋教授的答案‘很简单：僵硬的土地供应’。这是一个要点，它会增加问题的严重性，但单单僵硬的土地供应本身，不足以造成市场失灵。经济学的第一福祉定理论证市场调节的最优性，并不需要土地供应必须有一些弹性的假设。即使土地供应完全没有弹性，完全僵硬，只要有竞争，没有外部作用（如空气污染）等，市场依然能够达到最高效率。

不能完全排除，水货客可能会对本地人造成一些外部负作用或成本，包括增加污染与拥挤程度，以及一些文明水平比较低的行为等。不过，只要对污染与拥挤等外部成本征收适当的税收（例如大量增加汽油税，但这还不够），则可以论证，即使旅客与购物者（以及移民与人口增加）增加污染与拥挤程度，整体而言，本地人依然会得利比损失大。（详见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第1.2与1.3节。）对于不文明甚至非法行为，也可以通过法律与教育，以及人们的礼让来解决。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成本，完全没有问题，但应该不是很严重的问题。笔者精读宋教授以及其他许多反对或讨论自由行与水货问题的文章，找不到真正能够造成市场严重失误的要素。对那些反对自由行或水货客的经济学者的一个挑战，是提出在这问题上，真正造成市场严重失灵的原因是什么，而答案绝对不能是像土地供应僵硬之类的原因。

[本文以‘水货问题市场在何处失灵？’的题目首刊于《信报财经月刊》，第459号，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