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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表面文化差异掩盖实质共同点

东西方表面文化差异掩盖实质共同点

黄有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 

 

我在新加坡南洋大学读完经济学本科学位后,于1967年3月30日与刘淑香结婚,当天坐飞机到悉尼(把飞机当洞房;别紧张,没有在飞机上做什么事),开始读我们的第二个学位。 毕业后,没有找到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大学的职位,留在澳大利亚大学工作,一直到2012年底离开,2013年初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在澳大利亚四十五年半,即使扣掉期间离开到其他国家访问的时间,也约有33年的时间在悉尼、阿米达(Armidale)与墨尔本居住,其中以后者的时间为最长。

澳大利亚虽然在东半球,但主流文化属于英国与欧洲大陆,算是西方国家。不过,澳大利亚几十年来强调多元文化,加上越来越多的亚裔移民,经济上又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与日本)来往为多,所以有一些‘融入亚洲’的倾向。(中国占澳大利亚出口约三分之一,日本占15%。)

比较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表面上有很大的不同。我要强调的两点是,这表面上的差异,掩盖了实质上的大致共同点;差异主要是文化上的,而不是基本人性上的。文化上的差异,是可以改变的,可以趋同的;基本人性上的差异,除非是到了很久的将来可能可以通过基因改造,是很难改变的。而在这基本人性上,我认为东西方没有重大差异。

支持我这看法的是,移民到不同文化的地方的人们与当地人民的许多差异,在一代之后就大量减少(Yann Algan 等 2010)。Hartmut Esser (2006, 第38页)总结说,移民“第二代几乎跳跃地同化 … 而这发现是对所有移民群体、所有年龄组 、与所有时期都是稳定的”。(详见拙作《快乐之道》。)

在这点上,我有一个亲身经历。我们到澳大利亚时,在各方面与当地本地人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语文方面。在马来西亚时虽然有读英文,但读书容易,而听人讲话,与人交谈却有很大的困难。听不大懂人家说的,人家也听不大懂我们说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夫妇在家里是讲(中国)普通话的。当我们在悉尼读书时,我们两个女儿就出生了。她们的的母语,也是普通话。我们是在她们入学前几个星期,才快点教她们一些像‘要上厕所’之类的英语。然而,上学几个月后,她们的英语已经讲得比我们还要好。我们的小女儿大学一二年级时,替一位父母是从英国来的讲正统英语的中学学生(16岁)补习,而且教的竟然是:英文!教了几个月,她的父母还很高兴,因为孩子的英文有了很大的进步。

澳大利亚与亚洲城市一个很大的表面不同是,在澳大利亚,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多数人居住的房子是带有花园土地的独立式屋子,而在亚洲城市多数人的住房是公寓。不难看出,这主要不是因为两地的人们的偏好不同,而是人口密度不同。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墨尔本人口只有350万,却是全世界以地理区域算最大的四五个城市之一。独立式屋子在中国好像被误称为‘别墅’。别墅应该是主要居住房子以外的,多数用为度假、避暑与享受生活之类的在海边或风景区等地的房子。有人说经济发展要达到人人有‘别墅’。其实,我在独立式屋子居住了几十年,现在在新加坡住公寓,反而认为比住独立式屋子方便,不必割草。这也是一个例子,说明经济发展只要达到小康水平,更高的消费水平,并不能够增加人们的快乐水平。(详见拙作《快乐之道》。)因此,重要的是消除贫困,维持与提高环境品质,保障人身与食品安全,增加社会和谐等,不是盲目追求人均GDP的不断增加,不是梦想人人有‘别墅’。

同样地,澳大利亚的出口中,农矿产品的比例比其他许多国家多很多,这并不是因为澳大利亚人民比较会种田与开矿,而是因为地广人稀。以出口而言,虽然农矿很重要,但以GDP而言,农矿合计只有GDP的约一成,而制造业只有7%。与其他已发展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GDP也是以第三产业或服务业为主,包括商业与金融等。

根据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国,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服务业会越来越重要,不但绝对量会大量增加,其占GDP的比重也会提高。还有,中国这几十年来虽然大量城市化,但其城市化的程度,比起其他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的程度还低许多。因此,随着经济继续发展,城市化会继续加大。虽然由于一些特殊因素,使投资或投机因素而购买第二间以上房子的比例很大,因而房子的空置率很高,我还是认为大城市的房价下降的空间不多,回弹的可能性很大。

另外一个东西方表面差异很大,而实质没有很大不同的例子是,在东方,至少是中国,一个人如果是个人主义者,几乎没有人要和他做朋友;在西方,一个人如果是反对个人主义的,也几乎没有人要和他做朋友。这看来几乎是相差180度,但实际上主要是对‘个人主义’的定义不同所造成的。在中国,个人主义是指自私自利,只照顾自己,不管他人死活;在西方,个人主义是指,构成社会的是个人,社会的福祉就是社会内所有个人的福祉。根据这样的定义,中式个人主义是不好的;西式个人主义是好的。而这看法应该是东西方大家都接受的。

一个澳大利亚与中国很大的差异是,妓院或性交易在澳大利亚是合法的,在中国是非法的,而新加坡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澳大利亚在这方面的公开程度很高,甚至很多小报,尤其是华文报章,长期大版面刊登妓院的广告。这种合法性并没有造成社会问题,反而使家庭更加稳定,犯罪率减少,也使包二奶,搞小三的情形减少,对男子与女子大致都是远远利大于弊的。相反的,在妓院与性交易非法的中国,非法的娼妓与性交易也大量存在,还增加性病的传染,更不必说到助长黑社会分子的活动与公安的贪污腐败了。(详见笔者在新浪与搜狐博客上的有关文章。)

妓院的合法性问题,也只是法律上的不同,在人性上,所有国家的人在这方面都是一样的。既然不是人性上的不同,只是法律与其它文化上的不同,是可以比较容易改变与趋同的。为什么要改呢?不是应该保留甚至发扬优良传统文化吗?对,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部分应该发扬,但这不排除去劣存优。中华文化有很多优良的精华,包括优秀的古典诗词、勤奋耐劳与未雨绸缪而有很高的储蓄率等。不过,在口是心非、假道学、伪君子方面,我们是否有些过分了?为什么不向澳大利亚学习呢?

 

本文删修后,以‘澳大利亚的快乐幸福学’的题目首刊于《优仕生活》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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