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30日与2月11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言论版，吴迪先生先后撰文论述，认为中国必须尽快推出大量的量化宽松，才能避免中国的次贷危机或“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但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企业管理学院陈定远教授，于2月6日与23日的早报言论版，论述“中国不需量化宽松措施”。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易宪容研究员，于2月25日的早报言论版，也论述“中国并未出现通货紧缩”。本文论述为何陈教授与易研究员的论述大致思维有逻辑，结论可信；而吴先生的论述却令人不知所云，用词夸张，有危言耸听之嫌。

吴先生说：“一旦内生性货币坍塌，央行的传统货币政策就将于事无补，必须启动量化宽松。”这有些道理。但前提是总需求不足与“内生性货币坍塌”。我不认为中国面对这个问题，大致也没有面对总需求不足，传统货币政策失灵，而需要量化宽松。我也不认同“中国建筑业泡沫太大”。城市化与基础设施建设等，使庞大的建筑业有实质因素支持，不能说是泡沫。

吴先生说：“抵押品价格泡沫破灭，即便是抵押品被债权人没收，债务人依然不足以清偿债务，这就是债务通缩”。资产（尤其是房子）价格下降虽然会造成一些问题，但也有使买房者得利的好处。不然，为何多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遏制房价上涨？何况现在中国的房价只是小幅下调，并非“崩盘”。

吴先生也说：“中国的社会融资总量，一半以上来自于影子银行。这说明中国的融资成本（信贷利率）除了要以官方利率为锚之外，还要加上一个显著的风险溢价。风险溢价已经越来越高，这说明央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失灵，其调节经济体融资成本的能力渐渐枯竭”。

我认为影子银行的风险溢价高，未必表示“央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失灵”。中国企业从正统银行以外的资金来源，利息向来都是高的，除了国企与少数有关系的私企，其他人从正统银行不容易借到钱。影子银行的风险溢价高，使人们更加偏好向正统银行借钱，这应该使央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有效。

不错，中国有很多大问题，包括破坏环境、食品安全、道德行为、贪污滥权、机会很不均等、财富分配很不平均，包括城乡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有后门可走者与一般人民之间等。然而，不能说中国已经面临次贷危机或“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只是成长率在减低，经济还在以百分之七左右的高速增长。百分之七，是很高的年增长率，大概是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增长率中绝少数最高者之一；只是比起中国自己20多年来的极高速的增长率逊色，是其他多数国家梦寐以求的数字。

再说，由于这20多年来的极高速的增长，中国经济已非吴下阿蒙，现在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不可以同以前的等量齐观。以每个百分点的增长所代表的实际产量之增长而言，现在的一个百分点，等于10年前的约2.5个百分点。因此，即使现在（2015年）的成长率跌到5%，也在实际的增加产量上，相当于10年前的约12.5%，相当于15年前的约20%，20年前的约30%，25年前的约50%。

以上数据根据中国经济网所提供的、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可能有些读者认为有水分。笔者不否认官方统计数据的许多问题，其基尼系数尤其是太低到不可信。不过，在整体经济总量方面，我认为由于逃税等原因而少报的，会超额抵消高估的。因此，整体增长率大致是可靠的。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

首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15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