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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理论的谬误?与张维迎商榷

黄有光

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

笔者很欣赏张维迎教授的许多观点,尤其是2014上半年在《信报财经月刊》连载完的论述中国前途的文章,很值得细读。笔者在FT中文网2014715日 “对纪念杨小凯的感想一文内,特地向读者介绍张教授这篇文章,可见笔者本篇商榷文章,完全是基于探求真理,与支持环保的立场,绝非人身攻击。

张维迎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1412月号,发表了“市场失灵理论的谬误一文(下称张文)。此文除了企图论证:“傳統經濟學有關市場失靈的理論都是錯誤的。第一,外部性並不是政府干預市場的正當理由,沒有外部性就沒有社會。”,还论证:“第二,傳統的反壟斷理論是完全錯誤的,反壟斷法反的是真正的競爭。第三,沒有非對稱信息,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的有效性,也不會給我們人類帶來什麽進步。”关于这第二与第三点,也有很多动人心弦的论述[正面意义,没有讽刺意义],也值得专文讨论,但牵涉问题比较复杂,也不直接牵涉环保大业,故本文只针对第一点关于外部效应的。本文站在以庇古(Arthur C. Pigou)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的立场,指出张维迎反对向有重大外部成本如污染等征税的错误。这错误牵涉环保大业,非商榷不可!

区别金钱与实质外部性

传统经济学对污染等的征税理论,是基于外部效应的概念。污染为负效应,为外部成本。 张维迎认为“用外部性理论证明政府干预市场的合理性,或者证明市场的失灵,是完全错误的”(张文,第122页),道理是:“假如我开一间饭馆,我比竞争对手做得好,我把他挤垮了,这是不是外部性?这也是外部性。那我应不应该赔偿他?经济学家不会认为要赔偿他。那么为什么前一种情形[指环境污染]要赔偿,后一种情形不用?外部性理论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张文,第121页)。笔者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显然的,张维迎的问题在于混淆金钱与实质外部效应。前者是通过对市场价格的影响而导致;后者是直接产生影响。这是课本的简单区分,如见笔者 Ng Welfare Economics (2004) 或(黄有光《福祉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7.1节末端的讨论:“这里的外部性概念仅限于实在[real;翻译为‘实质’比较正确]的外部效应,并不包括通过价格变化起作用的‘金钱的’外部效应。例如如果某些人大量增加对某一商品的需求,将会推动该商品的价格上升,从而使其他的消费者受损。但至少在没有扭曲的完全竞争经济中,消费者剩余的减少可以完全被生产者剩余的相应增加所抵消,因而这种金钱外部效应并未降低效率。”例如,张维迎的饭馆,对其竞争者造成损失,但却给消费者带来利益。可以论证,不考虑其他的扭曲,或其他扭曲的预期作用大致相互抵消[笔者的第三优情形],利益大于损失。因此,不必要求张维迎补偿其竞争者。[详见拙著《福祉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相反的,在实质外部效应的情形,例如工厂或汽车对空气的污染,会有严重效率损失。简单起见,不考虑良心效应或环保意识,假定每个行为者极大化自己的净效益。因此,最后一些单位的污染,对污染者的净利益接近于零,但却对受污染的危害者[多数情形是包括将来的人们的芸芸众生]造成重大危害,因而是没有效率的。因此,对污染征税,鼓励污染者适量减少污染是有净利益的。这是庇古税的精要所在。不过,如果完全禁止污染,像一些极端环保主义者要求的那样,则也会矫枉过正。

上述金钱与实质外部效应的区分很重要,因为大致上(忽略其他扭曲所造成的次优的问题)金钱的外部效应不造成效率损失,而实质外部效应可能有重大损失,甚至影响世界的生存可能性,非处理不可!关于科斯与张五常反对政府对污染征税的错误,见本博客<科斯与张五常反对政府干预污染的错> 一文。

本文节录自 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152月上同标题的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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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黄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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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父母原籍广东惠来县。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1)。曾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74-2012)与荣休教授(2013开始)。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 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福祉生物学与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近著:《宇宙是怎样来的?》,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2011;《快乐之道: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2013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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