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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解决打车难与司机怨气?

黄有光

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

西安交大金禾中心特聘教授

 

比起约十年前,现在打车难不只是广州的问题,许多城市都有这个问题。造成这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均收入的增加使打车的需求大量增加,而供给方面没有足够地相应增加。

是否增加计程车的数目就可以解决问题呢?这对打车的人可能(短期)很好,但由于车资(包括起步价和候时费)不高而公路堵塞,计程车司机现在已经很不容易谋生,计程车数目的增加,可能使他们雪上加霜。

根据《南方都市报》9月份的报道,广州近期拟新增2950辆新式应召计程车,和普通计程车不同,这些应召计程车只接受订单,平时不在路上巡游拉客,但车资比普通计程车贵。笔者非常支持这项措施,认为可以方便有重要需要(例如上飞机场)召计程车的人。然而,如果没有同时调高普通计程车的车资,这些新增加的应召计程车,虽然没有在路上巡游拉客,免不了会减少普通计程车的客源,使他们的收入减少,难以承受。

多数乘搭计程车的客人是收入不低的,收入低的多数会靠公共汽车与脚踏车。(称为自行车有些奇怪;难道你坐上去,不必踏,它会自己行走吗?)对于这些多数搭客,比较重要的是时间与方便,只要打车容易,即使车资高一些也关系不大。因此,笔者认为,不但应该增加应召计程车,也应该增加普通计程车,可以更好解决打车难的问题。但在这同时,必须增加计程车的车资。现在的车资已经偏低,即使没有增加计程车数目,也应该增加车资,例如至少百分之十。如果增加计程车数目20%,应该增加车资约25%。 只要打车的困难大量减少,这车资的增加,对大多数乘客,是可以接受的。对许多乘客,打车的方便与时间的节省会超额抵消车资的增加。不过,对于收入比较低的打车者,可能须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增加打车的方便程度,可以鼓励人们避免拥有私家车,使人们以公共交通补以计程车来取代私家车。私家车有炫耀性消费、污染、堵塞、意外、噪音等大量外部成本,尤其是人多人口密度大的中国城市,应该避免走向私家车泛滥的发展方向。另外一个鼓励人们避免拥有私家车的方法是提供出租车。这与计程车不同。计程车是专业司机开车;出租车是租客自己开车。有些情形,乘客会偏好自己开车。如果公共交通方便,打车容易,又有出租车可以偶尔租用,实在没有拥有私家车的需要。即使不考虑环保的问题,笔者宁可在伦敦、东京或新加坡乘搭地铁,不要在马尼拉或曼谷开私家车而堵塞在路上几个小时!笔者夫妇在新加坡居住将近两年了,并没有拥有汽车。私家车虽然方便,但也有维修、停车、找路等麻烦。还有,统计显示,专业司机开车比私人开车安全得多。

针对炫耀性消费,应该对私家车的拥有课以重税,或用像新加坡的拥车证制度。拥车证应该拍卖,而不是摇号。[贫富问题应该通过包括除贫的整体分配政策来减缓。] 针对堵塞与污染,应该对汽油课以重税,而不是用违反市场规律的按日期限制汽车上路的方法。如果以这些重税的税入,来大量改善公共交通,则堵塞程度的减少,即使计程车车资增加,可能会使打车的总车资没有显著增加,计程车司机也会比较容易谋生。这可能是多方大赢的局面。

有些计程车司机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增加燃油补贴来帮助司机。笔者认为这是万万不适当的方法。笔者同情司机,但燃油的使用有污染与堵塞的重大外部成本,不但不应该补贴,反而应该对之征收大量的外部成本税!司机困难的问题,应该通过减低份子钱或提高车资来解决,让打车的总成本(包括堵塞与污染)由打车的乘客负责,这才是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则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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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黄有光

124篇文章 6年前更新

黄有光:父母原籍广东惠来县。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1)。曾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74-2012)与荣休教授(2013开始)。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 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福祉生物学与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近著:《宇宙是怎样来的?》,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2011;《快乐之道: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2013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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