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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纪念杨小凯的感想

今年七月七日是杨小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国成大名的几位学者之一)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我已经于7月1日在《东方早报》与我的博客发表了长文回顾杨小凯的贡献。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于5-6日开了“市场、产业与分工:中国的改革历程与经济前景”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杨小凯。7-8日,澳大利亚的中国经济学学会,也在墨尔本Monash(莫纳什)大学召开常年会议,同时纪念杨小凯。我在这两个会议都作了主题发言,并全程参加会议讨论,之后也读了一些报道与文章,特此写一些感想。

学界的忽视

我在复旦的会上说,杨小凯的贡献很大,但还没有获得学界足够的承认与发扬,(这也是诺奖得主布坎南的看法)。我接着说,我自己提出的综观分析,也被学界更严重地忽视。林毅夫接着说,“我的新结构经济学被更严重地忽视”。古人说文人相轻,至今大致依然,至少多数学者认为自己被忽视,哈哈!当然,有些例外,连自己认为才盖全天下人的谢灵运(南北朝山水诗人),也认为曹植比他才高八倍。

我认为比起杨小凯,自己被学界更严重地忽视,是比较被重视的绝对程度。杨小凯虽然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应有重视,但被重视的绝对程度比综观分析的大许多。林毅夫说的,应该是指相对于应有的重视程度的忽视,因为林毅夫被重视的程度也比综观大许多。我不敢评论新结构经济学是否应该获得比综观分析更大的重视,只谈综观本身。

综观分析法(英文mesoeconomicanalysis或mesoeconomics;简介见我与张定胜合写的《高级微观经济学》第9章)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大陆一般被误译为“一般均衡”)分析。虽然也用了一些数理方法,但很多结论可以用本科一二年级的简单图形来解释,非北大清华的学生也可以学懂。

由于聚焦于一个典型厂商,不必假设很不现实的完全竞争,也可以进行很严谨的与很全面(虽然也有简化)的分析,考虑了成本与需求的影响,本厂商与其他厂商的相互作用,以及宏观变量的影响等。这分析得出结论:货币供应量不影响产量只影响价格的货币学派与相反的凯恩斯学派,以及超越这两大学派的情形,都是特例。综观分析法还可以用来分析其他外生变化(如成本与预期),也可以分析个别行业的情形,得出许多传统分析得不出的结论,甚至与传统相反而与实际经济符合的结论。还不够吗?

还有,我用传统的全局均衡分析,论证典型厂商的存在,可以在总产量与平均价格上代表整个经济;简单定义的典型厂商,也可以近似地代表整个经济。这为综观对典型厂商的应用,提供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持。

这样合理与现实的理论,又比传统的更加符合事实,也更加全面,没有获得重视,真的是天大的忽视。幸亏我天生乐观,没有因为这不合理的忽视而感到很痛苦,但如果被合理地重视会更加开心。

张五常评杨小凯

张五常虽然没有参加复旦的会议,但通过高科技视频连线,对会议给了对杨小凯的回忆。他认为杨小凯是能够在思想上有大贡献的人,不必去用数学,用数学也不能比一些尖端的经济学者做得更好。我不同意这个评价。杨小凯是能够在思想上有大贡献的人(这点同意),他用了简单的数学方法帮助他完成其思想上的贡献。杨小凯的主要贡献,是用简单的数理模型分析人际(或称社会)分工与专业化,并得出许多超越前人以及不是非数理模型推理能够获得的、而又很有洞见的结论。因此,在数学的应用上,杨小凯并没有走火入魔,使用没有必要的高深数学方法。如果不是用数学的高深程度来判断,而是正确地用得出对实际经济有重要洞见的结论来比较,杨小凯的贡献超过许多“尖端的经济学者”。

我有两个具体证据。除了中学的基本数学,我只在大学本科生时,修过三分之一学期的微积分,只读了没有约束的极大化,当时讲师没有教有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化。博士生时没有修读科目,只写论文(我没有读硕士,补回小学时两次留级的时间)。后来虽然有自修一些数理经济学,但不是很多。因为没有花很多时间做习题,大概也不是很精。我们于1993出版的书,虽然初稿是杨小凯写的,但我全书细读修改,完全没有因为数学太深而读不懂,反而是修改了许多定理的证明甚至修正定理本身。现在的经济学硕士与博士生,数理的训练比我高许多,应该都能够读懂,至少不会因为数学问题而有很大的困难。

第二,杨小凯的学生中,虽然也有像孙广振这样的北大生,但很多是非北大清华的学生,他们都成功地学会杨小凯的框架并发展之,可见并不需要很高深的数学。

徐瑾评杨小凯

徐瑾于7月7日在FT中文网上评论杨小凯的文章《杨小凯:经济学家抑或思想家?》,有许多很好的观点,但要求太高。例如,“虽然杨小凯的贡献是原创性的,但大体而言是补充、而不是‘代替’原有经济学”。虽然杨小凯本身有要替代传统经济学的想法,但我认为,除了亚当斯密,能够补充原有的经济学,就已经很不错。徐瑾是用杨小凯自己要求或希望达到的最高理想的水平来评价他。

学者党国英的《杨小凯的工作有多重要?》一文,也很值得一读,也很肯定杨小凯的贡献。但他也说,“杨小凯也是在马歇尔天才的普照之光下工作的”。难道马歇尔不是吗?能够站到前人的肩膀上,再做出一些提高,就是有贡献的了。甚至把前人的裤脚的一个破洞补好,也是一种贡献。当然,杨小凯的贡献远远超过对破洞的修补,而是创立一个分析重大问题(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框架,并且得出许多重要结论。如果学者继续探讨,还有希望更上一层楼。

徐瑾也说,“即使杨小凯的合作者之一黄有光……对杨小凯的框架也不完全认同,调侃自己是杨小凯的副总理与反对派领袖”(原来漏掉“副总理”)。其实我并没有不认同杨小凯的框架,只是认为有些问题须要处理。例如协调的问题:由谁生产粮食,谁生产衣服?在实际经济中,这一方面由我们的简单模式所忽视的外生比较优势所决定,一方面可以通过人际安排与企业家的活动(尤其是在市场引进新产品)来完成。可能小凯误以为协调问题须要中央计划,所以很反对我对这问题的提出。其实我认为中央计划对现有产品的处理都远差于市场,对新产品的引入,应该更加糟糕。不过,在复旦的会议期间,有杨小凯的前学生对我说,小凯后期有让学生研究协调问题。若然,这对我是一个宽慰。我提出这些问题,是要帮助完善新框架,发展新框架,不是要反对它。是因为小凯当时显然不喜欢我这么做,我才说我同时是小凯的副总理与反对派领袖,不是因为我不认同新框架。

市场与政府:林毅夫对张维迎

认为市场几乎万能与反对政府干预的意识形态,不但影响小凯,也影响大家,包括科斯。(详见笔者于11月12日在《东方早报》评论科斯与张五常反对向污染征收庇古税的错误的文章,也可见笔者博客。)复旦会议中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针锋相对关于市场与政府的论争,也显然有意识形态的因素。

张维迎对思想自由、市场与企业家的强调,显然是正确与重要的,但他说政府无论怎么做都做不好的看法,显然极端(顺便介绍,他今年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连载完的论述中国前途的文章,很值得细读)。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95%作对了,也有些夸大。我当时坐在他们两人之间,看法也是在中间,(林毅夫认为我比较接近他)。我认为在中国,市场与政府都做得不够。你看,北京还在用单双号限制汽车行驶,用摇号分配车牌!这显然是没有效率的行政措施。应该向上海与新加坡学习用税收与拍卖等市场方法。可能有人担心市场方法导致收入分配不平均,但我在1984年《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文章(中译见《黄有光自选集》)中论证,在个别措施上应该以效率挂帅,而在整体分配政策上帮助低收入的人,这样可以更加有效地取得任何可能程度的平等水平。

另一方面,对环保、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等市场难以为力的许多地方,政府做得还远远不够!如果说林毅夫与张维迎这两位的观点都不可能错得太厉害,那么我的中间立场大概是比较正确的!哈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黄有光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澳洲Monash大学经济系终生荣誉教授。他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近期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快乐之道: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宇宙是怎样来的?》、《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

本文首刊于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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