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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改革的一些意见

黄有光

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

 

十一月中,三中全会的《决定》,以及后来的一些发展,显示政府有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意图,这是值得庆幸的。本文只简单谈三个问题。

 首先,一个重大问题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分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显然是比以前更加向市场倾斜。对于一个首都北京近来还在采用以单双号限制使用汽车,以抽签的方式分配等显然非常违反效益的反市场法则的国家,这个改进是很必要的。单双号与抽签等方式,表面上看来人人平等,但却有很大的无效率。有钱人也可以通过买单双二号的两辆车来对付。抽签制造事后的不平等,鼓励侥幸心理,也可能会鼓励贪污与寻租。 还有,人人下地狱是最平等的结果,却也是最可悲的结果。经过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的中国人民,只要懂得非常基本的经济学,就应该大力反对这种伪平均主义的严重反效率的措施。要减少贫富不均,也要用有效率的方法,并要在整体财富上体现,而不是在个别物品上。抽签与单双号等行政性措施,应该被认为是开倒车的,决定采用这种反效率方法的人,应该认真反省!

不过,笔者不是市场万能论者,市场也有重大失误的地方,尤其是在破坏环境这方面。政府须要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向污染与其它破坏环境的排放等进行足够的征税。几个月前去世的科斯与张五常反对政府干预污染的错误,笔者已经在几星期前专文论述。

《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单独两孩政策),这显然也是一个进步,然而却放松得远远不足够。一个家庭,如果在有充分知识下,理性地选择多生一个孩子,也能够负担孩子的护养、教育等费用,没有对他人造成重大负担,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生育呢?详见笔者《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一书关于人口与移民的讨论。

《决定》也 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包括逐步推行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一年多考等。这些改革,大概主要是为了减轻现在中小学生的过度的竞争与负担。 原则上,减少统一高考的比重,可以减少竞争与负担,也可以加大指标的范围,是合理的改革。然而,如果在执行上效果不好,很可能增加走后门等不公平又无效率的一些问题,未必是改进,对竞争与负担的减轻幅度也有限。笔者提出一个更加能够大量减少竞争与负担的方法。

高考只要求普通知识,只分及格与否,定在约等于中等程度的中学生以中等程度的学习力度就能够达到的水平。这样,绝大多数学生都不须要过度用功,可以保留学生的学习意愿与创造性,到大学时能够真正学到有用的知识,将来可以更好地做出贡献。问题是,如何匹配学生与高校?谁能够进入北大清华?笔者认为可以用智力测验的成绩来分配。智力不高的学生,进入北大清华反而对他们不利。应付智力测验的准备时间不须要很多,学生的负担就可以减少。

一个问题是,平均而言,女生的情商比男生高而智商比男生低。单单以智商录取,对女生不公平,而情商又很难确定。一个方法是分开男女生录取。例如,如果北大要求最高的x%学生可以进入,则男生必须是所有男生中的最高x% 女生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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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黄有光

124篇文章 6年前更新

黄有光:父母原籍广东惠来县。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1)。曾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74-2012)与荣休教授(2013开始)。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 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福祉生物学与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近著:《宇宙是怎样来的?》,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2011;《快乐之道: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2013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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