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与张五常反对政府干预污染的错误

黄有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

西安交大金禾经济研究中心访问教授

享年接近103岁的经济学诺奖得主，永恒的科斯（Ronald H. Coase）于9月2日逝世。 科斯的好友与彼此赏识者，介绍科斯的产权理论，强调产权的重要性，因而也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重大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联合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系，于10月19日在深圳召开有诺奖得主参加的国际追忆会。承蒙张教授看得起，我也被邀请参加。

我起初有些犹豫，不肯定是否应该参加。一方面我从来没有与科斯有任何直接往来，连书信也没有。虽然在2007年在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过一篇有关科斯的文章，但可以说是褒贬参半的（下详）。[由于考虑到科斯当时已经将近百岁，没有寄给他。] 如果发言，未免也是褒贬参半，是否适合在追忆会上说？后来决定参加，主要是为了环保大业，通吃其他。后来在会上听到张教授也大谈科斯的大错[虽然也说‘错得精彩’]，也有发言者说应该也讨论科斯的失误，略感放心。

原来通知我发言时间是十分钟。我回电邮说，如果只是十分钟，要讲的讲不清楚，不值得我飞来飞去。后来给了25分钟。不过，在我发言前，张教授刻意对我说，不要说得太长。另一方面，前面发言[每人10分钟]超时，已经接近午餐时间，我之后，午餐之前，还有许成钢教授的发言，结果我删掉一些细节，只用了约17分钟。晚餐前，是张教授的90分钟压台大戏。他长篇大论，讲<科斯与我的和而不同处>，加上其夫人把广东话翻译为普通话[译得非常好，非常快、清楚、好听与准确]，用了将近90分钟，回答问题也是长篇大论， 连发言共约110分钟。我要发问，举了几次手，都没有机会。

在餐厅等吃晚餐时，我刻意向张教授提意见，但他一听说是关于他的发言的，就说等一下，又用手势不让我提，我只好放弃,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认为黄有光的观点不值得听，还是因为在有关经济学的论争上，从来没有争论胜过黄有光？现在只能够在本文中说，希望张教授会读到，也欢迎他回应。先介绍我维护环保大业发言的要点。

科斯与张五常教授对产权的重要性的强调，包括应用到广播频率或波段的拍卖与中国的情形等，有不可抹杀的巨大贡献。［我在１９８０年代中期，读了张教授的评论集《卖橘者言》与《中国的前途》后，就写信向当时的中国总理推荐张教授，虽然人微言轻，大概没有什么作用。］不过，科斯1960年著名的＜社会成本的问题＞一文，虽然也有重要贡献，但其对庇古（Authur　Ｃ．　Ｐｉｇｏｕ）　向诸如污染等外部成本的征税建议的批评，有误导性，却少为人知。

在＜社会成本的问题＞一文中，科斯正确的强调外部成本的两面性：工厂污染空气，对居民有害；禁止工厂污染，却对工厂有害。禁止污染未必比允许污染好，应该具体权衡利弊。然而，科斯批评庇古对污染征税的建议，却是基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不对称性的。

科斯不用数学，甚至不用图形，只用叙述推论。他比较让工厂自由污染与完全禁止污染这两个极端，正确地论证出，在不同情形，这两个极端都可能是比另外一个为有效，必须具体权衡利弊，才可以确定哪一个情形是比较有效的。这个结论没有错，但有很大的误导性，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形，这两个极端都是无效率的。只要行政等成本不太高，应该限制污染，或对污染征税，使污染减少（但不是完全禁止污染）。庇古税就是起了这个作用，是正确的。

污染（以及其它外部成本）虽然有科斯指出的两面性，为什么对污染征收庇古税依然是最优的呢？这是因为有一个被科斯忽视的不对称性。在工厂可以自由污染的情形，工厂会继续污染到污染量的净边际利益等于零或无穷小时。在污染是一个严重问题的绝大多数情形，这种程度的污染量，在边际上也对有关人们造成相当巨大的危害，例如每个单位５００元。因此，如果工厂（或任何其它污染物的排放者）能够以每单位比５００元为小的成本（例如每单位２０元）来减少污染，从整个社会而言，是应该减少污染的，但如果工厂可以自由污染，它不会减少污染。所谓‘不对称性’，就是指污染量的净边际利益等于无穷小而其边际危害相当大；５００元远远大于无穷小。

如果被害者能够以更小（例如每单位10元）的成本来避免污染的危害，则由受害者进行更好。但如果能够以每单位10元来避免，则污染的单位危害程度应该只是10元，而不是500元。[对此以及为何安宁权比污染权好，详见笔者上述2007年的文章或《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第2.5节。]

天才的科斯为什么会忽视上述不对称性呢？一方面，如上所述，科斯不用数学，甚至不用图形，只用叙述推论。如果只比较上述两个极端（完全自由污染与完全禁止污染），很难看出不对称性。另外一方面，科斯本着芝加哥学派反对政府干预的倾向，或有意识形态影响逻辑思维的作用。

张五常教授于１９９０年７月，在科斯获得诺奖之前，写过＜我所知道的科斯＞一文，重新刊登在这次追忆会出版的手册《追忆科斯》。（我在会后才读了这文章。）　在此文的第４页，张教授叙述了一个在１９６０年春天，包括好几位诺奖得主与其他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聚会’：

“科斯问：‘假若一家工厂，因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抽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要干预 ― 正如今天香港的环保言论一样。但科斯说：‘错了！’跟着来的争论长达三个小时，结果是科斯屹立不倒。” （手册第２７页）。　“科斯反对政府干预污染胜了一仗” （手册第２８页）。

根据上述在自由污染下，污染的边际利弊不对称性的道理，科斯反对政府干预污染并不正确，反而是‘香港的环保言论’大致是正确的。如果张教授的叙述是正确的，看来那些顶尖的芝加哥大师们（包括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Ｓｔｉｇｌｅｒ，　Ｈａｒｂｅｒｇｅｒ，　Ｂａｉｌｅｙ，　Ｋｅｓｓｅｌ，　Ｌｅｗ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等），当时都被科斯的只比较两个极端的简化，以及芝加哥学派的反干预意识形态所误导了。

不错，如果假定完全不存在任何（广义的）交易成本，只要产权定义明确，维护产权有效，不论产权归属任何一方，双方都会通过无成本的谈判来达到效率最高的处理方法。这是所谓科斯定理。如果工厂有权污染，居民可以出钱让工厂减少污染到从社会观点最有效的程度；如果居民有安宁权，工厂可以出钱让居民同意接受一些污染。考虑财富或收入效应，在这两种安排下的污染量未必一样，但有效率性或最优性是一样的。

然而，科斯本人是最强调交易成本的人之一。上述交易成本不存在的情形，只是科斯的开场白，他主要在分析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形。他后来的文章曾经强调这一点。[因此，我不理解为什么张教授批评科斯假定交易成本为零是个大错；我认为完全没有错，因为只是假设性的探讨。] 尤其是在大多数空气污染的情形，受害者是千千万万的居民，甚至是全世界人民，以及几百年后的人民，要联合起来向工厂谈判达致最优污染量，其交易成本是受害程度的几万倍以上，根本不能够实现。再说，像造成全球暖化的二氧化碳，是在全球散布的，不能够把空气分割成千千万万个单位由私人拥有产权，只能够由政府甚至全世界联合管理。反对政府干预污染，肯定是错误的！除非政府干预得一塌糊涂，比没有干预时还糟糕。若然，须要改变干预方法甚至政府，人类不能等死！

张教授在发言稿（第4页）中说，‘我愈来愈相信，有一天人类会因为自私而毁灭自己’。在口头发言中明确指出是环保问题。这很重要，但如果不让政府干预污染，如何解决环保问题呢？我同意应该尽可能用符合市场法则的方法来进行环保，只要行政成本不太高，寻租行为可以控制，与其用限制，不如用征税等。但不论用任何方式，政府必须干预污染，不然，‘人类会因为自私而毁灭自己’。

我要向张教授请教的是：他在发言稿第3页中说，‘没有市场必然会出现…租值消散’，我认为在防止租值消散方面，产权比市场更加重要。[租值消散的例子：在没有产权的公海，捕鱼可能过分到使鱼种绝灭。公地也类似。] 他也说，‘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我认为把‘市价’改为‘按产权与市价分配’比较合适，也不很肯定是否唯一。

【本文以 ‘科斯与张五常的错误’的标题，大致相同的内容，发表于今天（11月12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