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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与张五常反对政府干预污染的错误

科斯与张五常反对政府干预污染的错误

黄有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

西安交大金禾经济研究中心访问教授

享年接近103岁的经济学诺奖得主,永恒的科斯(Ronald H. Coase)于9月2日逝世。 科斯的好友与彼此赏识者,介绍科斯的产权理论,强调产权的重要性,因而也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重大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联合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系,于10月19日在深圳召开有诺奖得主参加的国际追忆会。承蒙张教授看得起,我也被邀请参加。

我起初有些犹豫,不肯定是否应该参加。一方面我从来没有与科斯有任何直接往来,连书信也没有。虽然在2007年在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过一篇有关科斯的文章,但可以说是褒贬参半的(下详)。[由于考虑到科斯当时已经将近百岁,没有寄给他。] 如果发言,未免也是褒贬参半,是否适合在追忆会上说?后来决定参加,主要是为了环保大业,通吃其他。后来在会上听到张教授也大谈科斯的大错[虽然也说‘错得精彩’],也有发言者说应该也讨论科斯的失误,略感放心。

原来通知我发言时间是十分钟。我回电邮说,如果只是十分钟,要讲的讲不清楚,不值得我飞来飞去。后来给了25分钟。不过,在我发言前,张教授刻意对我说,不要说得太长。另一方面,前面发言[每人10分钟]超时,已经接近午餐时间,我之后,午餐之前,还有许成钢教授的发言,结果我删掉一些细节,只用了约17分钟。晚餐前,是张教授的90分钟压台大戏。他长篇大论,讲<科斯与我的和而不同处>,加上其夫人把广东话翻译为普通话[译得非常好,非常快、清楚、好听与准确],用了将近90分钟,回答问题也是长篇大论, 连发言共约110分钟。我要发问,举了几次手,都没有机会。

在餐厅等吃晚餐时,我刻意向张教授提意见,但他一听说是关于他的发言的,就说等一下,又用手势不让我提,我只好放弃,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认为黄有光的观点不值得听,还是因为在有关经济学的论争上,从来没有争论胜过黄有光?现在只能够在本文中说,希望张教授会读到,也欢迎他回应。先介绍我维护环保大业发言的要点。

科斯与张五常教授对产权的重要性的强调,包括应用到广播频率或波段的拍卖与中国的情形等,有不可抹杀的巨大贡献。[我在1980年代中期,读了张教授的评论集《卖橘者言》与《中国的前途》后,就写信向当时的中国总理推荐张教授,虽然人微言轻,大概没有什么作用。]不过,科斯1960年著名的<社会成本的问题>一文,虽然也有重要贡献,但其对庇古(Authur C. Pigou) 向诸如污染等外部成本的征税建议的批评,有误导性,却少为人知。

在<社会成本的问题>一文中,科斯正确的强调外部成本的两面性:工厂污染空气,对居民有害;禁止工厂污染,却对工厂有害。禁止污染未必比允许污染好,应该具体权衡利弊。然而,科斯批评庇古对污染征税的建议,却是基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不对称性的。

科斯不用数学,甚至不用图形,只用叙述推论。他比较让工厂自由污染与完全禁止污染这两个极端,正确地论证出,在不同情形,这两个极端都可能是比另外一个为有效,必须具体权衡利弊,才可以确定哪一个情形是比较有效的。这个结论没有错,但有很大的误导性,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形,这两个极端都是无效率的。只要行政等成本不太高,应该限制污染,或对污染征税,使污染减少(但不是完全禁止污染)。庇古税就是起了这个作用,是正确的。

污染(以及其它外部成本)虽然有科斯指出的两面性,为什么对污染征收庇古税依然是最优的呢?这是因为有一个被科斯忽视的不对称性。在工厂可以自由污染的情形,工厂会继续污染到污染量的净边际利益等于零或无穷小时。在污染是一个严重问题的绝大多数情形,这种程度的污染量,在边际上也对有关人们造成相当巨大的危害,例如每个单位500元。因此,如果工厂(或任何其它污染物的排放者)能够以每单位比500元为小的成本(例如每单位20元)来减少污染,从整个社会而言,是应该减少污染的,但如果工厂可以自由污染,它不会减少污染。所谓‘不对称性’,就是指污染量的净边际利益等于无穷小而其边际危害相当大;500元远远大于无穷小。

如果被害者能够以更小(例如每单位10元)的成本来避免污染的危害,则由受害者进行更好。但如果能够以每单位10元来避免,则污染的单位危害程度应该只是10元,而不是500元。[对此以及为何安宁权比污染权好,详见笔者上述2007年的文章或《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第2.5节。]

天才的科斯为什么会忽视上述不对称性呢?一方面,如上所述,科斯不用数学,甚至不用图形,只用叙述推论。如果只比较上述两个极端(完全自由污染与完全禁止污染),很难看出不对称性。另外一方面,科斯本着芝加哥学派反对政府干预的倾向,或有意识形态影响逻辑思维的作用。

张五常教授于1990年7月,在科斯获得诺奖之前,写过<我所知道的科斯>一文,重新刊登在这次追忆会出版的手册《追忆科斯》。(我在会后才读了这文章。) 在此文的第4页,张教授叙述了一个在1960年春天,包括好几位诺奖得主与其他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聚会’:

“科斯问:‘假若一家工厂,因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抽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要干预 ― 正如今天香港的环保言论一样。但科斯说:‘错了!’跟着来的争论长达三个小时,结果是科斯屹立不倒。” (手册第27页)。 “科斯反对政府干预污染胜了一仗” (手册第28页)。

根据上述在自由污染下,污染的边际利弊不对称性的道理,科斯反对政府干预污染并不正确,反而是‘香港的环保言论’大致是正确的。如果张教授的叙述是正确的,看来那些顶尖的芝加哥大师们(包括Friedman, Stigler, Harberger, Bailey, Kessel, Lewis, Director 等),当时都被科斯的只比较两个极端的简化,以及芝加哥学派的反干预意识形态所误导了。

不错,如果假定完全不存在任何(广义的)交易成本,只要产权定义明确,维护产权有效,不论产权归属任何一方,双方都会通过无成本的谈判来达到效率最高的处理方法。这是所谓科斯定理。如果工厂有权污染,居民可以出钱让工厂减少污染到从社会观点最有效的程度;如果居民有安宁权,工厂可以出钱让居民同意接受一些污染。考虑财富或收入效应,在这两种安排下的污染量未必一样,但有效率性或最优性是一样的。

然而,科斯本人是最强调交易成本的人之一。上述交易成本不存在的情形,只是科斯的开场白,他主要在分析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形。他后来的文章曾经强调这一点。[因此,我不理解为什么张教授批评科斯假定交易成本为零是个大错;我认为完全没有错,因为只是假设性的探讨。] 尤其是在大多数空气污染的情形,受害者是千千万万的居民,甚至是全世界人民,以及几百年后的人民,要联合起来向工厂谈判达致最优污染量,其交易成本是受害程度的几万倍以上,根本不能够实现。再说,像造成全球暖化的二氧化碳,是在全球散布的,不能够把空气分割成千千万万个单位由私人拥有产权,只能够由政府甚至全世界联合管理。反对政府干预污染,肯定是错误的!除非政府干预得一塌糊涂,比没有干预时还糟糕。若然,须要改变干预方法甚至政府,人类不能等死!

张教授在发言稿(第4页)中说,‘我愈来愈相信,有一天人类会因为自私而毁灭自己’。在口头发言中明确指出是环保问题。这很重要,但如果不让政府干预污染,如何解决环保问题呢?我同意应该尽可能用符合市场法则的方法来进行环保,只要行政成本不太高,寻租行为可以控制,与其用限制,不如用征税等。但不论用任何方式,政府必须干预污染,不然,‘人类会因为自私而毁灭自己’。

我要向张教授请教的是:他在发言稿第3页中说,‘没有市场必然会出现…租值消散’,我认为在防止租值消散方面,产权比市场更加重要。[租值消散的例子:在没有产权的公海,捕鱼可能过分到使鱼种绝灭。公地也类似。] 他也说,‘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我认为把‘市价’改为‘按产权与市价分配’比较合适,也不很肯定是否唯一。

【本文以 ‘科斯与张五常的错误’的标题,大致相同的内容,发表于今天(11月12日)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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