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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诺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

黄有光

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教授

 笔者在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上做了主题演讲,除了媒体采访的时间,参加了从3月17日晚上到19日下午的所有会议,并于18日与19日晚上分别在清华与北京大学做了关于经济学谬误与如何增加快乐的公开讲座[与峰会无关]。东方早报编辑田春玲让我写些感受。

这次会议是由新华都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等机构联手主办,邀请到2012年和2006年两届诺贝尔奖得主Alvin E.Roth(埃尔文•罗斯)和Edmund S.Phelps(埃德蒙•费尔普斯)等著名海外学者,以及包括成思危、林毅夫、刘士余与周其仁等在内的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共同探讨中国的经济模式变革,与未来十年发展。在发言者、出席者与媒体采访各方面,这次会议都很成功。

新华都商学院是由企业家陈发树所创立的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向福州闽江学院(实为包括文理工商法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捐赠5亿元而建立的。甫一成立,新华都商学院就制定了宏伟愿景:十年成为“具有中国内涵的世界一流商学院”。有钱人捐钱办学与慈善事业,是有助于增加社会和谐的好事,值得鼓励。因此,笔者写了一幅同时嵌有‘发树’、‘华都’与‘闽江’的对联:

发挥华人办学精神,闽省超冠;

树立都市行善典范,江边称强。

冠军已经是第一,如何能够‘超冠’呢?因为私人捐款办学数额,不但福建省第一,全国(不包括港澳台的中国大陆)也第一,所以可以说是‘闽省超冠’;这是合理地‘出奇’。此联也符合对联关于词性相同,关键字平仄相对等要求;详见笔者在财经网博客有关对联的文章。

在会议中,有很多发言是关于创新的重要性,笔者的发言也认为,在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学习他人先进技术的空间已经逐渐减少时,依靠自己的科技与创新的重要性大量增加。除了继续加大对教育与科研的投资,更加重要的是对教育制度的改革,减少学生的过分负担,改变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以维持学生的创造性。这对学生与家长的健康与快乐也很重要。

笔者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奖项时,学会主席Bruce Chapman问我,为什么创造性这么高?我想了一分钟,说是因为我父母亲采取自由放任的教育方法。我母亲经常说,‘一定要等到孩子自己喜欢读书,才有办法!’从来都在没有压力下自由自在地读,也不去争好成绩,所以创造性没有被压低。虽然小学留级两次,还是很值得。

中国现在虽然在为学生减负,但作用大概不会很大。我问过学生,他们说压力主要是自己给的,为了要进名校。因此我建议,完全取消现在的高考制度,取代以智力测验加上普通知识考试。这考试只要求绝大多数学生以轻松的学习就能够及格的水平。只要求及格,不分高低分。高校的录取根据智力测验的水平。实际上,智力低的学生,进入北大清华反而对他们不利。小学进入中学,也应该采用同样方法,加上一些住家地点的考量。这个建议,是解决全国学生的过分负担问题的釜底抽薪的办法。

小学生的主要任务是玩耍,在玩耍中学习与成长;中学生学普通知识与和朋友交往与活动;大学生才认真学专业知识,并一方面谈恋爱。笔者因为留级两次,所以高中三就开始谈,谈到现在70岁还是同一个对象!效率好像不是很高;哈哈!笔者中学与大学时,除了轻松地读书、谈恋爱,多数时间是在搞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秘密学生运动。现在的中学生应该有什么活动呢?环保?

即使以比林毅夫的乐观预计(年平均8-9%)为低的速度,假定今后十年实质GDP每年增7%,之后十年每年5%,再之后十年每年4%。 十年后(2023年),人均GDP翻近一番,到约1万1千美元( 2013价格;下同),接近高收入[1万2千美元]。 2033:再增约63%到1万8千美元。 2042:再增约42%,到2万5千美元,约等于现在的4.5倍。 [现在美国的水平约4万8千美元。] 总GDP超越美国2042年的水平。

不过,要确保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发展,比创新更加重要的是缓解当今已经很严重的一些经济与社会问题,包括环境破坏(例如北京的污霾,部分由于污染而造成的雾霾)、收入分配太不平均、包括贪污与权钱勾结的权力滥用、道德水平低下与食品安全等。不然,很可能会失去环境上与社会上的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我的前博士生王建国比我更加激进与悲观。他提出‘权贵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最多只有5年的时间。我认为问题很多,但‘只有几年的时间’的看法,已经讲了几十年了。我也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有利于社会民生的制度。如果能够继续深化改革,设法缓解上述问题,我认为中国依然是社会主义。

要缓解上述问题,千头万绪,这里只讲两点。第一,不要太过分重视GDP,而要重视对人民长期快乐更加重要的东西。一个简单具体做法是以‘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ERHNI,娥妮)取代GDP,作为国家与各级政府与干部的成功指标。这指数是根据人民平均净快乐指数乘以生命年数,再减除(可比的)人均环境危害。

第二,刺激大脑享乐中心,可以让人们享受大量快乐,又不危害健康,也没有边际效用递减的作用。发现超过半个世纪后,为什么没有研制出能够让人们用来享乐的机器?古今中外都对享乐有偏见,实际上享乐并没有不好,是损人利己才是问题。对有关动物的研究,西方的法律都已经太严了,何况是有关人的。因此,希望中国做出比四大发明对人类更重大的贡献!对维持社会和谐的贡献更不在话下。(详见拙作《宇宙是怎样来的?》,复旦大学出版社,附录A。)

笔者放弃18日的大会晚宴,到清华大学免费讲《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复旦大学出版社)。19日半夜飞回新加坡前几个小时,又到北大免费讲《快乐之道》(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今年8月出版)。如果你担心我的身体是否吃得消,你就低估我的健康状况了!不然,怎么可以答应于2042年9月30日表演一次性做100个俯卧撑呢??[作者注:我20多岁时,一次性只能够做20多次俯卧撑;现在可做70次。次数等于年龄。于1993年在人民大学教福特班(中美经济学培训中心)时,与班上四十名学生相约于16.5年后在北京重聚。2009年9月30日,我们真的在人民大学重聚,并且再相约于16.5乘以2等于33年后于2042年9月30日在北京重聚。到时我将以100岁的高龄,表演一次性做100次俯卧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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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黄有光

124篇文章 6年前更新

黄有光:父母原籍广东惠来县。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1)。曾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74-2012)与荣休教授(2013开始)。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 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福祉生物学与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近著:《宇宙是怎样来的?》,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2011;《快乐之道: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2013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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