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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两番。这目标老早已经提前完成。从1979年到现在, GDP已经翻了四番有余,成为原来的16倍以上。小康的目标基本达到。不过,由于分配不平均与环保不到位等原因,还有很多问题与不足。

今年11月中,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描绘了一幅清晰而有概括性的图景。

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能否在2020年前实现呢?有很多指标已经大致实现了,例如人均GDP不小于31400元(人民币)。即使是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除非出现天翻地覆的变故,这也是容易达致的。从2000年到现在的12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增加到了原来(2000年)的约接近三倍。今后的8年,只要维持平均每年增加接近5%,就能够在2020年达到比2000年翻两番的水平。即使要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也只要在今后8年中平均每年增加约7%。

排除巨大突变事故,笔者的估计是今后十年平均每年增加接近7.5%,之后的十年平均每年增加约6%,再之后的十年平均每年增加约5%。十年后(2022年),人均GDP翻一番(比2012年),到约一万一千美元(2012年的价格),很接近高收入水平(一万二千美元以上)。到2042年,人均GDP又再增加到约三万美元,已经接近现在美国的水平(四万八千多美元),而在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约相等之;总GDP则已经远超越美国2042年的水平。

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不是今后十年是否能翻一番,不是三十年后我们子孙的人均GDP是现在的四倍或六倍,而是确保今后几十年(甚至更长期)还能够维持社会稳定和谐,人民大致快乐,经济能够以相当速度发展。对这个最重要的目标的达致,除了一些文化、社会、道德等因素,与经济因素比较接近的最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环保。研究快乐的心理、社会与经济学者们近几十年的研究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结论是,在温饱与小康之后,更高的消费并不能增加快乐,至少不能显著地增加,尤其是在全社会的范围而言;个人可能可以通过相对地位的提高而略为增加快乐。这发现显然指明,我们不应该再用GDP为主要的成功指标。笔者提出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国家成功指标——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缩写为ERHNI,‘娥妮’)。‘娥妮’主要为音译,但也取娥妮(美丽女孩)的美好意义,因为ERHNI是美好东西的指数。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 (娥妮)= 平均净快乐年数 -人均环保危害,而平均净快乐年数 = 人均净快乐X (乘以) 人均生命年数。使用这指标来判断与比较各国与各省的成功程度,比较能够使人们着重能够真正增加人们快乐的东西,并重视环保,确保我们子孙的生存环境。

第二是收入分配。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非常正确, ‘曾经瓦解诸多意识形态束缚,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得以轻装上阵’(徐瑾,11月15日于FT中文网)。然而,在人均收入增加了十多倍,而收入分配不平均度大量增加之后的今天,我们更加应该重视平等的问题,虽然绝对平均主义是要不得的。

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0.3,上升到现在的约0.5或更高,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以及其团队的调查数据(转引自上述徐瑾的文章),中国最高收入10%的家庭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为57%(最高收入5%的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44%)。这一水平明显大大偏高,不仅高于美国的49%、巴西的45%,也远远高于国内一直诟病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平均40%左右的水平。

收入分配太不平均,会显著减少人们的快乐、健康、甚至寿命。在美国,不同地区的死亡率与收入分配的不平均程度有很大的正相关。其他国家也是一样,例如De Vogli 等学者于2005的文章发现,对意大利不同地区的死亡率的影响,收入分配不平均比人均收入与教育水平有更大的作用。Fahey & Smyth (2004) 等学者也发现收入不平等与快乐有负相关。还有,平等增加信任,而信任增加快乐(见Uslaner 2001)。

‘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美国联邦州之间的一次比较。虽然美国优秀的医院均匀地分布,但是在同一联邦州里的平均寿命却不同,差距多达4年。北达科他是美国西北部的一个州,那里的人们可期望活到77岁,相反,西南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州民平均年龄则在73岁。这种差距既不是绝对的富裕程度,也不是移民的来源;既不是贫困率,也不是香烟的消费量可以解释得了的;而且,因癌癥而死亡的人数与因基因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基本没有区别。谜底在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别,而这种差别在路易斯安那州要比北达科他州高出50%。收入分配不公平州的公民较早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压力所致,是那种人们在对手林立的社会中所要承受的压力。’(来源:关于金钱和幸福的谬论,斯特凡·克莱因 著,方霞 译,转载自《意林》编辑部,《幸福书》,2012,201页。)

可能更加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太不平均会增加犯罪率,甚至影响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对长期发展与人民快乐带来重大的负影响。

第三是贪污、权力的滥用与权钱勾结等。这不但增加收入不平等,而且大大增加不平等的社会可接受性,对社会和谐与稳定有严重的威胁。虽然未必应该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但以提高舆论自由来制衡权力的滥用,应该是必要的。

十八大的2020年的基尼系数指标是小于0.4。笔者非常希望这能够实现,但认为这是所有二十多个指标中最难实现的。希望新的领导人能够重视这指标,并采取措施来完成这个指标,即使因而GDP的指标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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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黄有光

124篇文章 6年前更新

黄有光:父母原籍广东惠来县。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1)。曾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74-2012)与荣休教授(2013开始)。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 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福祉生物学与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近著:《宇宙是怎样来的?》,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2011;《快乐之道: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2013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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