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诺奖得主布坎南教授

黄有光

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教授

[发表于1月15日上海东方早报与新加坡联合早报】

经济学诺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教授不幸于本月9日在美国Blackburg去世，享年93岁。

于1986年获诺奖的布坎南，出生于美国1919年10月2日。父亲是农场主与教师，祖父于1891 to 1893是田纳西（Tennessee）州的州长。

布坎南的主要贡献是分析公共决策或政府行为，强调政客与公务员都是把自己的效用极大化的个人，他们的决策，未必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因而须要用宪法等方法来制约之。主张小政府，低赤字，少干预。他担心的政府规模与债务的膨胀，在欧美许多国家大致被证实。此外，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贡献，包括俱乐部理论与提出对外部作用进行对有关双方都征税的建议。

布坎南一生著述甚丰，重要书籍包括《赞同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与塔洛克Tullock合著，1962年），《自由的限度》（1975年），《自由、市场和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1986年）。

布坎南与塔洛克开创与领导现代公共决策的研究，获得诺奖，实至名归。唯一可以争论的，是塔洛克是否应该共同获奖。布坎南获奖后，张五常说，现在塔洛克是所有经济学者中最没有机会获得诺奖的人，因为其或然率是零。张五常认为，如果要给塔洛克诺奖，就会与布坎南共同获得。既然已经只给布坎南，塔洛克的机会就没有了。笔者不认为塔洛克的机会是零。他的机会比布坎南获奖之前小了许多，但还是比平均一位经济学者的机会大。

笔者与布坎南第一次见面是在1978年底，当年12月笔者到布坎南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与塔洛克一起创建和领导的公共选择研究中心访问六个月。之前笔者在1973年Economica的文章，对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作了修正与拓展，之后也有几次文章的交换与信件讨论。布坎南不计较笔者与他在观点上的差异，邀请笔者访问其中心，可见其胸怀。布坎南强调政府的失误，笔者强调市场的失误（尤其是污染与相互攀比等外部性），论述虽然都各有道理，但着重点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左右分明。笔者在全社会中虽然是中间偏右，在经济学者中却是中间偏左，与右派的布坎南相去甚远。

在中心访问时，也在大学的经济系教课。这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因为早已成名，所以在提升为大学后，还是以VPI与Virginia Tech的名号为简称。布坎南（我们叫他Jim）、塔洛克（Gordon）、布伦南（Geoff；布坎南的另外一位合作者Brennan，澳大利亚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David，父亲是诺奖得主）与笔者等同事，经常一起用午餐，也不时有邀请对方到家里用晚餐，可以说是过从甚密。塔洛克口才很好，见识非常丰富，肯定读了很多书。他是单身汉，没有家庭与孩子的时间要求。有一次在他家里请我们吃晚饭时，他指定让我妻子切面包。David口才更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曾经请我们全家四个人到他家里打电子游戏。

布坎南很勤于参加研讨会，很用心听讲，尽量试图理解发言人的论述。以他的地位与忙碌程度，这是很难得的。

笔者与布坎南的第二次主要交往是与杨小凯有关的。杨小凯与笔者在Monash大学创立了报酬递增与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与期刊《分工与交易成本》，请布坎南等著名经济学者任顾问。笔者支持杨小凯升任正教授时，也请布坎南与阿罗为小凯写了推荐信。布坎南认为小凯对分工与专业化的分析，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分析。他于2002年3月4日访问Monash大学时，在午餐与研讨会上都明确表示这看法。他又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申请了资金，加上自己的钱，于2002年6月邀请杨小凯（还有史鹤凌与笔者）访问美国，向美国的博士生与年轻教授讲述杨小凯的新分析框架。杨小凯不幸于2004年7月7日去世后，布坎南在其纪念小凯的文章中透露，他于2002与2003年都向诺奖委员会提名杨小凯。可见他对杨小凯与新框架的大力支持。

哲人其萎，若灵魂犹存，应该可以安息吧！

2013年1月12日于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