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东方的教育方法,往往失之太过严格、呆板与填鸭。在中学水平的国际比赛,尤其是在数理方面,往往可以名列前茅。但是,这种教育对学生的好奇心与创造力有很大的打击。像诺奖得主李远哲所说,中学毕业就已精疲力竭,像是要退休了。加上人们竞争要让孩子上名校,拼命自己花钱,孩子花时间补习。这大量的投资,不但没有提高孩子的知识,实际上反而有害。

银庆贞等刊于台湾經濟論文叢刊(2012)的研究发现,“若同時考慮自我選擇與起始能力,… 補習成效都大幅下降,且都不顯著。”简言之,即使只是看对考试的成绩,补习实际上并没有用,遑论对创造性与快乐的负作用了。大陆的情形看来比台湾的问题更大。论者都同意,改革中国的教育体系,已经刻不容缓了。

改革中国的教育体系的问题很多、很复杂,笔者又不是教育方面的专家,不能够全面讨论。本文只部分从经济学的观点,指出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一种应该可以大致解决问题的釜底抽薪方法。

笔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亚的教育问题,最重要的是学生的压力太大,使他们的快乐大量减少,创造力也大受打击,因而也严重影响这些国家将来的科技水平。造成这结果的原因主要是下述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太重视考试成绩与文凭的制度与社会,相对地位在教育竞争的绝对重要性,东亚文化对教育与家庭的重视。

对教育与家庭的重视本身是好的,但在前两个因素的作用下,使问题更加严重。由于信息(包括雇主对职位申请者)不足,对考试成绩与文凭的重视很难避免。这使人们竞争上名校,竞争考得高分。这种竞争虽然也有一些提高知识的作用,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相对地位的竞争。相对地位的竞争完全是负和游戏。大家都投入很大的金钱、时间与精力,但总体而言,平均相对地位并不能够提高。例如大家坐着看戏,比较舒服。如果有人为了看得比较清楚,站了起来,其他人也必须站起来。大家都站着看戏,也不能看得比较清楚,却大家都辛苦。这种相对竞争对他人的作用是负的,是一种外部成本。除非有公共的协调,市场的调节也不能够解决外部成本造成的效率损失。

教育上的相对竞争,虽然在西方国家也存在,但他们比较重视孩子的快乐、自由发挥与创造性,所以问题不大。在东方的太过严格、呆板与填鸭式的教育下,相对竞争加上对教育与家庭的高度重视,使东亚各国的许多孩子被教育压得喘不过气来,丧失了快乐的童年,非常悲惨,更不必说到创造力与科技的层次了。

严重的问题通常必须用非常的方法来解决。笔者在此提出一个可能会被认为很极端的方法。这釜底抽薪的方法,让绝大多数的家长与中小学生都没有理由去进行极度浪费的、负和的相对竞争。

首先,在大学的收生与学校分配上,取消用现在的高考成绩的方法,而取代以下述要求。第一,要进入全国任何大学,都必须通过一项普通知识考试。只要求及格,不要求高分。考试结果只分及格与不及格。这考试所要求的范围与水平,必须是中等水平的高中生能够在不必超时学习的条件下,只要认真学习,就能够及格的。

第二,学校的分配,主要根据学生的智商测验的成绩。要进入第一流的名校,必须有最高的智商。其余类推。其实,智商比较低的学生,进入学校要求高,同学成绩好的学校,是一种很大的负担。

主要根据智商测验的成绩分配学校,有不全面的地方。例如,情商对一个人将来的工作能力,事业成就等,可能比智商还更加重要。但情商的测验比较困难,而且很难避免参试者不真实回答。如果将来有对情商的比较可靠的测验方法,不排除也考虑情商指数。

只用智商的一个问题是,女孩子的情商通常比男孩子高许多,但智商可能比不上。只根据智商对女学生不公平。这问题容易解决。男女学生分别分配或分别计算。例如,如果要求智商测验成绩最高的1%才能够进入第一流大学,则男生必须在男生中有最高的1%的智商成绩,女生必须在女生中有最高的1%的智商成绩。

除了自己真正的智力,要在智商测验中获得好成绩,学习也能够略为增加。然而,这种训练所要求的时间很少,更多的训练并不能够继续提高成绩。因此,如果主要根据智商,学生们就不须要拼命读书(实际上是准备考试),读到人都傻了。家长们也不必拼命想办法让孩子进名校。

是否必须与可以用另外的指标或考量(例如在画画、音乐、体育、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表现)来辅助智商测验,而同时能够避免像现在高考的大问题,笔者还没有确定的答案,可能需要教育专家来回答。

采用笔者的建议的一个负面作用是,那些在现有制度下能够有比较高的学业成绩的学生,由于只须要普通知识及格,会用很少的时间准备考试,对高考所考的范围的知识,可能记得比较少。但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去探求他们兴趣的知识,去做他们真正兴趣的事情。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的中小学时代,不必这么辛苦;他们的好奇心与创造力,不会受到很大的摧残。另外,当他们上大学时,就还有真正学习的动力(而不是像现在,中学辛苦,大学游乐),就比现在更能够学到大学专业应该学到的东西。笔者认为,利比弊要大至少几十倍!

话题:



0

推荐

黄有光

黄有光

124篇文章 6年前更新

黄有光:父母原籍广东惠来县。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1)。曾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74-2012)与荣休教授(2013开始)。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 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福祉生物学与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近著:《宇宙是怎样来的?》,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2011;《快乐之道: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2013中出版。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