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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五千五百美元(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约九千美元),明显地大于世界银行的低收入水平(四千美元以下)。然而,中国近来也面临增长速度的快速下降,使人们担心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不能够发展到高收入水平(一万二千美元以上)。(参见李迅雷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8月13日的文章。)笔者的看法是,从经济因素而言,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中国的问题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其他大致上是非经济因素的问题。

中国高速发展的原因

要回答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问题,应该先看中国这几十年为什么会高速发展。笔者曾经论述过,造成中国高速发展的有下列几个主要因素。

首先,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受到计划经济、公有制与内向政策的桎梏,加上大跃退与文化革命等运动的影响,在本来应该能够高速发展的时期,只取得中速的发展。改革开放逐步解除了这些桎梏,发挥了市场调节的功能,包括通过国际贸易而取得比较优势的利益,提高了包括企业家、经理人员、工人、农民的几乎全体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使经济高速发展。这是所谓‘中国奇迹’的首要原因。

其次,中国还处在人均收入相对很低的情形,改革开放使中国能够通过国际贸易、投资与其他管道取得比较先进的生产与经营管理技术,因而能够快速赶超,取得所谓‘后发优势’。

第三,港澳、台湾与海外华人企业家、投资者、经管科技学术人员等,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的大陆给他们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一方面是华裔情结,使他们大量回来大陆投资、开办企业、传授知识等,直接与间接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第四,华人向来就是勤奋耐劳、而又有经商办企业的能力的人民,在改革开放后的合适环境,就使这些有利素质得以发挥,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五,华人向来就有未雨绸缪、福及子孙的思想,因而有很高的储蓄率。这大量提高经济的资本累积率,因而增加经济增长速度。

第六,不能否认,虽然有许多问题与不足,中国政府几十年来对经济的调控,大致是成功的。

上述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有利因素,是否还会持续多十多几十年,使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到高收入水平?

显然的,华人的勤奋耐劳、企业能力与高储蓄倾向是会大致长期维持的。随着收入水平的继续提高,生活安逸度的增加,勤奋耐劳与高储蓄的必要性会大量减少,但不会完全消失。因此,上述第四与第五因素,大致会长期维持相当的高度。

后发优势会随着人均收入与生产力水平的接近而逐渐减少,不会完全消失。这是因为,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但人均水平还相对低,在达到高收入水平之前,赶超的空间还很大。还有,后发优势的减少,可以通过对教育与科技的投资来部分弥补,而且中国政府已经这么做了。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在这方面的能力会大大提高。不过,科技的进步,除了投资,还要靠人民的创造力。希望以后有机会另文讨论如何修改教育制度,减少对学生的创造力的摧残。

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港澳、台湾与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的贡献,会相对减少,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也不会完全消失。而且,这因素的相对减少,会被中国已经能够自己在国际投资舞台上大展身手的作用所弥补。例如,中国现在已经以高于市场百分之六七十的高价收购一些海外公司。这看来好像很不值得,但如果收购后的企业,能够把生产技术转移给中国,则可能会是互惠互利的。

其他两个因素(第一与第六)涉及制度改革与政策,比较难预测。虽然已经临近党政领导人的换届,笔者认为不论谁上台,应该会继续改革开放,采用维持高增长来维持稳定的政策。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例如人口老龄化,工作人口比例将于几年后开始下降等。不过,这些应该都只是减少发展速度,而不是使发展停止。

因此,只要不发生异常重大的突变,中国经济在今后几十年内应该还会以相当的高速发展。成长速度多数回从现在的每年平均9%左右,略为减少到7-8%,以及再继续减少到一二十年后的5-6%。以非常粗糙的估计,假定今后十年是每年7.5%,之后的十年是每年6%,再之后的十年是每年5%。这是指总体实质GDP。中国现在的人口年增长率不到0.5%,而且应该会继续下降。因此,人均GDP的增长,很接近上述数字。如果根据上述增长率,十年后(2022年),人均GDP翻一番,到以2012年的价格的约一万一千美元,已经接近高收入水平。再多十年后(2032年),人均GDP又再增加约80%,到以2012年的价格的约一万九千美元,已经稳坐高收入水平交椅。又再多十年后(2042年),人均GDP又再增加约60%,到以2012年的价格的约三万美元,已经接近现在美国的水平(四万八千多美元),而在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约相等之;总GDP则已经远超越美国2042年的水平。到时笔者以百岁高龄,于该年9月30日与学生在北京的聚会(2009年时约好了的)时,除了要表演一百次俯卧撑,还要对证这GDP的数字!

大概不少读者会认为,黄有光太乐观,太天真了。(这还好;有网友在我博客中评我‘太弱智’。)不错,如果认为上述发展情景一定会实现,笔者也认为是太乐观了。笔者认为上述情景多数会实现,但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呢?当前很多论者担心,投资、消费、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笔者认为这三驾马车的作用,至少在中长期来说,被过分夸大。投资、消费、与净出口是国内总需求的组成部分。维持总需求是在短期内维持总生产的重要条件,因为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卖出。中国政府在调控总需求方面,大致做得相当不错。然而,在中长期来说,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是供给方面的因素,包括技术的提高、资本的累积、企业的创新等,而这又受到经济、政治、教育等制度与政策的影响。

也有论者担心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正在下降。笔者认为,在劳工密集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的下降,主要原因是中国国内工资的增加。这是好事,表示实际工资可以比较大量的提高,从而缓和收入分配太不平均的问题;也表示中国可以部分转移到其他产品(包括服务业)的生产与出口上。

中长期而言,最重要的是,是否能够继续改革的道路,通过更多与更深入的经济改革和与之配套的制度改革,包括从邓小平到温家宝都强调过的政改,使舆论的力量得以加强,使当前的分配太不平等、权力的滥用与权钱勾结等重大问题得以缓解,而不发生异常重大的突变。不然,不但不能够实现上述美好的情景,连维持现状都成为问题。

其次要看是否能够继续加大对科技与教育的投资,并进行必要的教育制度改革,使中国在科技上越来越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抵消赶超空间的缩小。

即使上述‘美好’的情景得以实现,中国在GDP上赶超美国,所谓‘美好’,还是必须加上括号的。如果只强调GDP,没有重视环保,没有重视真正能够增加人民的快乐的东西,则不但不是真正美好的,反而可能是危害子孙的生存的可悲结局。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以‘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或称‘娥妮’;ERHNI)来取代GDP,作为新的国家成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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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黄有光

124篇文章 6年前更新

黄有光:父母原籍广东惠来县。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1)。曾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74-2012)与荣休教授(2013开始)。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 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福祉生物学与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近著:《宇宙是怎样来的?》,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2011;《快乐之道: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2013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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