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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部表示,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本文讨论这问题的一些有关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世界各国人民平均寿命近半个世纪来增加了几十年。在新中国成立前,一方面由于战乱等原因,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到1981年增加到67.77岁,到 2001年增加到71.8岁。现在约为75岁,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全世界平均约69岁),而且应该会继续增加。(香港与澳门分别为82 与84.4岁。)

根据中国现行规定,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即可办理退休手续。这年龄比平均寿命低很多。而且平均寿命包括年轻与中年就去世的人。因此,能够活到退休年龄的人的预期平均寿命要比总人口的平均寿命大。另外,女子平均寿命比男子多几岁,除了个别特殊情形,退休年龄不应该比男子低。个别特殊情形可能包括女子担任本来应该是男子担任的重体力工作,很难做到年龄比较高时。(但也不完全排除改换工作。)笔者记得于六十年代在新加坡南洋大学读书时,有同学的亲戚的一位寡妇妈妈,为了能够养活孩子,当‘红头军’建筑工人,体力强度是男工人中最高之一。每天工作完,一回到家,就得躺在床上不能动,真的很辛苦。

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并且长期累积。财政赤字庞大的原因之一就是退休人员的退休金的支付。至少长期而言,延长退休年龄是必要的。我们将活的比较长,工作年数长些,才能够维持比较长的退休年日,除非人们选择把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分用在增加退休后的闲暇。实际上,多数人愿意至少相当部分用在提高每月的生活水平。

中国的政府债务问题没有欧洲这些国家严重,未必应该马上延长退休年龄。不过,要实行延长退休年龄应该提早几年宣布,而且逐步延长,例如宣布三或五年后每年延长三或六个月。例如,澳大利亚于2009年5月就宣布,由政府给的年长者退休金或养老金(age pension)领取年龄(原来是65岁),从2017年开始,每两年延迟六个月,到2023年成为67岁。从宣布到开始延迟,给人们八年的时间。 因此,现在开始考虑与讨论,应该是时候了,如果不是已经太迟了。

提早几年宣布至少有三个好处。首先,给受影响的人们有时间提前准备。其次,对于很快就要到退休年龄的人,比较会认为这退休金已经是属于自己的了。如果忽然延迟退休年龄,他们比较会认为是一种飞来的损失。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人们对损失,相对于得利,有特别大的厌恶(loss aversion)。如果提前宣布,人们对很多年后的事物,拥有或禀赋感(endowment effect)比较还没有形成,而且预期的损失还有很多时日才会出现,损失厌恶感比较小。第三,提前宣布,使经济有时间适应新的情况,调整的成本会比较小,包括减少结构性与摩擦性失业所造成的问题。同样的原因,比起一步到位,逐步延迟的调整成本也会比较小。

另外一个可以减少成本或增加效率的方法,是让人们有所选择。例如,让人们可以选择不延迟退休,而适度减少每年的退休金;或延迟更多年数,而适度提高退休金。当然,这也要看对工作胜任的程度。这种灵活选择,是让人们可以在收入与闲暇之间进行权衡选择,让能够继续有效工作的人,能够继续工作。

现在很多人都可以活到超过八九十岁,到七八十岁还很健康。例如笔者,多几个月就到古稀之龄,但工作效率还在人生的顶点,而且如果随心所欲,还会大大逾矩。诺奖得主科斯一两年前,以百岁高龄,还在研讨会上大放光芒。在去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笔者参加了一个讨论如何减少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讨论会。笔者在会上说,约两年前,有一位经济学者到敝校讲退休的问题。他说,他们做了调查,问人们:你预期的退休年龄是多少?你希望的退休年龄是多少?笔者马上插嘴说,我预期的退休年龄是70岁?我希望的退休年龄是200岁![随着70岁的即将到来,这个预期的退休年龄已经延迟了!] 笔者的意思是,减少财政赤字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延迟退休年龄。

对于能够并且愿意继续工作的人,太早退休,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西方国家,很多已退休人员会参加一些没有报酬的社会服务工作。在中国,这种参与比较少,太早退休的浪费大概会更大。

根据中国经济网6月18日的报导,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副主任张展新认为,“一旦施行了弹性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也就意味着拥有高技能和公务员等岗位人员将延迟退休,而这些公共部门的岗位正是对大学生就业最具吸引力的岗位,这就难免加大就业压力。”这是由于拥有高技能和公务员等岗位人员比较愿意继续工作,将会选择延迟退休。这与公务员的工作条件很优越,又能够从工作中获得直接与间接的各种利益有关。如何处理这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很多人,尤其是中青年人,不赞成延长退休年龄,因为他们希望其上级人员早日退休,他们就可以早日升上去,也就有比较多的雇用新职员的机会。‘如果老人不退,工作岗位就不会空出来,那么新人就没有工作机会。’不能否认,有些对岗位工作没有什么贡献的高龄人员,可能早日退休,对社会是最好的。然而,对于那些还有相当大贡献的人员,如果他们也偏好继续工作,强制他们退休是很大的浪费。不过,为了防止人们恋栈权力,在政治权位上的掌权时限的限制,是有必要的,因为相对于一些人力资源的浪费,滥用权力的可能危害性更大,须要更多的制衡与限制。然而,在其他方面,这种必要性比较小。

很多人担心,如果延长退休年龄,会增加失业,因为能够直接雇用新人员的职位减少了。实际上,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会增加经济的总体力量;延长退休年龄,会减少经济必须对没有进行生产活动的老年人的负担。尤其是在政府必须负担退休老人的生活费的情形,延长退休年龄是能够大大减少政府财政赤字的。减少了对退休老人的生活费的负担,政府就比较有能力从事其他对经济与社会民生有利的事务。长期而言,延长退休年龄并不会增加失业率。这个道理,与为什么技术进步,并不会增加失业是类似的。不然,从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几百倍,应该有百分之九十多的人失业。详见笔者去年底出版的《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书的有关论述。

中国的市场调节的活力很大。君不见十多年前在考虑是否应该加入世贸时,多数经济学者虽然支持,但很多人担心加入世贸后的冲击,会造成大量失业。结果入世后,失业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是经济高速发展。因此,延迟退休年龄,只要提前宣布,逐步实行,又让人们弹性选择,加上对个别问题(例如上述恋栈权力与公务员的问题)的适当处理,与一些必要的配套实施(例如帮助未退休的人找工作等),总体的作用,应该会大大地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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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黄有光

124篇文章 6年前更新

黄有光:父母原籍广东惠来县。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1)。曾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74-2012)与荣休教授(2013开始)。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 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福祉生物学与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近著:《宇宙是怎样来的?》,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2011;《快乐之道: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2013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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