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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以令人注目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认为,谁能够解释这个‘中国奇迹’,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认为我能够解释,但却不应该因而获得诺奖。在简单地解释了‘中国奇迹’之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有一些依据地展望未来,并且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奇迹’的简单解释

中国经济原本就是能够高速发展的,以前没有这么高速发展,没有发展到现在的高度,或是受到僵硬制度与政策的桎梏,或是受到战乱的影响。实际上,应该说,更须要解释为何没有高速发展,而不是须要解释高速发展。

以人均产量而言,世界经济几千年来都没有显著的发展,一直到约两百年前工业革命后,发展速度才显著提高,近百年来,发展速度进一步增加。这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广泛采用,一方面是拜科技之赐,所以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受到计划经济、公有制与内向政策的桎梏,加上大跃退与文化革命等运动的影响,在本来应该能够高速发展的时期,只取得中速的发展。改革开放逐步解除了这些桎梏,发挥了市场调节的功能,包括通过国际贸易而取得比较优势的利益,提高了包括企业家、经理人员、工人、农民的几乎全体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使经济高速发展。这是所谓‘中国奇迹’的首要原因。

其次,中国还处在人均收入相对很低的情形,改革开放使中国能够通过国际贸易、投资与其他管道取得比较先进的生产与经营管理技术,因而能够快速赶超,取得所谓‘后发优势’。

第三,港澳、台湾与海外华人企业家、投资者、经管科技学术人员等,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的大陆给他们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一方面是华裔情结,使他们大量回来大陆投资、开办企业、传授知识等,直接与间接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第四,华人向来就是勤奋耐劳、而又有经商办企业的能力的人民,在改革开放后的合适环境,就使这些有利素质得以发挥,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五,华人向来就有未雨绸缪、福及子孙的思想,因而有很高的储蓄率。这大量提高经济的资本累积率,因而增加经济增长速度。

第六,不能否认,虽然有下一节所讨论的许多问题,中国政府几十年来对经济的调控,大致是成功的。例如,主要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底到2009年初的成长率大跌,被2009年推出的四万亿财政支出与信贷大放松所抵消,使成长率在2009年中之后大力回升。虽然难免有许多浪费的支出,也有一些后遗症,但整体而言,应该是利大于弊的。

 

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一些问题

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了几十年,但也存在或甚至因而造就了许多严重的问题。

第一,由于对经济增长的偏重,对环保的重视不足,生产与消费的大量增加,使环境品质快速变坏。这不但危害人民健康,也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并对将来子孙与整个世界的环境也有危害,非从速处理不可。

第二,正确地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还没有做到使绝大多数人也富起来,因而使收入与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平均。

第三,权力的滥用与权钱勾结等,使少部分人以不正当的方法暴富,更加增加分配不平均的社会问题。

第四,不是改革开放,而是文革与独子女政策造成中国道德水平低下。[详见笔者在搜狐与财经网的个人博客关于道德的文章。] 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这也导致一些诸如食品安全不可靠的问题。

第五,虽然中国经济与中国政府有上一节所述的许多有利因素与成功的政策,但由于制度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完成,包括温家宝总理近来所说的政改的缺乏与银行的垄断等,旧体制下的过分依赖行政管理,没有充分利用市场调节的倾向还存在。例如,北京在奥运期间,对汽车以车牌单双号限制隔天行驶,与近来的用抽签,而不是用拍卖的方式,配给受限制的汽车购买权等。

 

对中国经济的展望

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可以讨论中国经济的前景与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笔者认为上述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有利因素,大致还会持续多几十年。因此,只要不发生突变事件,经济在今后几十年内应该还会高速发展。成长速度多数回从现在的每年平均9%左右,略为减少到7-8%,以及再继续减少到一二十年后的5-6%。这是因为,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但人均水平还相对低,赶超的空间还很大,但这空间又会随着继续高速成长而逐渐减少。即使是根据购买力调整后来计算,国际货币基金(2011)、世界银行(2010)与美国政府(2011)近年的估计,中国的人均收入都还没有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排名在第90以下,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不到新加坡的六分之一。【没有错,根据购买力调整后,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大于美国。】

其次,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于上述许多严重问题,也不能完全排除出现严重影响经济的大事件的可能性。不过,笔者认为会使经济下跌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然而,笔者是不能从经常过度乐观的经验中学习而纠正其过度乐观的倾向的天生乐观主义者,读者们可能须要对笔者的乐观看法,打一些折扣!

 

一些政策建议

笔者认为环保是关系人们健康、子孙祸福、甚至人类存亡的巨大问题,非确切重视不可。希望不久另外撰文论述。

滥用权力与过度的不平等也是关系社会稳定与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然而,如何解决,笔者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比较确切的看法,留给其他人去讨论。

如上所述,对道德的问题,笔者已经有博文论述。还有,既然高储蓄率是高速成长的一个要素,鼓励人们多消费是否有利,笔者有很大的保留,也可能会对这问题撰文论述。如上所述,华人很会做生意。然而,很多人论述,中国大陆没有本土培养出来的诺奖得主。笔者认为这一方面与教育制度摧残创造性有关,希望另外写一篇关于教育制度改革的文章。因此,本文余下部分,主要讨论没有充分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的问题。

在中国的情形,这问题一方面是以前管制经济的影响,使很多官员还过度依赖行政命令;另一方面是人们(包括笔者在内)天生的(为何会天生这样,希望以后有机会论述)左倾平等思想,认为用像拍卖等价格调节,使富人才能够获得有关稀缺物品,不如用人人平等的配给、抽签等方法。这种倾向,在西方国家也很严重,也有很多采用先到先得,而不用价格分配的情形。

用符合市场规律的方法减少市场失误

像北京在奥运期间,对汽车以单双号限制隔天行驶,与近来的用抽签配给汽车购买权等,肯定是违反经济效率的措施。由于汽车的使用,会造成堵塞、污染、嘈音、意外与炫耀性消费等外部成本(对他人造成危害而自己没有付款),完全的自由市场,会出现过度消费,是一种市场失误,须要设法减少其消费。不过,应该采用有效率的方法。

要使车辆的拥有量减少,就应该让人们付出更高的价格,才能拥有。像新加坡与后来学新加坡的上海,让人们竞标汽车拥有证。这不但使愿意付最高价格的人获得稀缺物品,而且使政府获得一笔巨大收入,可以用来进行对广大人民有利的事情。

要使汽车的污染与堵塞减少,除了适当投资与规划道路,应该征收污染与堵塞税。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对汽油征收高额的(污染与堵塞)附加税。汽油价格很高,人们自然减少使用,污染与堵塞自然减少。用单双号限制隔天行驶,不但造成无效率的不方便,有钱人还可以通过拥有单双号的两辆车来天天行驶。

驾车者很多不喜欢高油价,宁可多一些堵塞,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税收的收入,可以用在改善交通、环保或其他对人民有利的投资,或减少其他方面的税收。考虑了这些间接作用,则提高价格的方法肯定是最有效的减少消费的方法。

用提高价格的市场方法,是否对富人利益比较大,对穷人利益比较小甚至不利,而增加不平等,因而未必更好呢?单纯从提高价格的作用看,这是可能的。不过,如果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采用价格机制,使金钱的用处更大,富人得利更多,就可以同时提高收入税的累进程度,多抽富人的税,多帮助穷人,也不会对人们的激励程度有太大的打击。

在具体措施上以效率挂帅,而配合上比较更大力度的除贫与减少不平等的整体政策,就能够以更有效的方法获得同样的平等程度,使富人与穷人都得利,实现帕累托改进。这个道理,很多经济学者(包括笔者在还没有为了批判效率挂帅而详细分析这问题之前)都不明白;详见笔者半年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一书的有关章节。因此,也难怪人们对价格调节有很大的保留。然而,经济学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向人们解释这些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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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黄有光

124篇文章 6年前更新

黄有光:父母原籍广东惠来县。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1)。曾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74-2012)与荣休教授(2013开始)。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 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福祉生物学与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近著:《宇宙是怎样来的?》,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2011;《快乐之道: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2013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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