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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报道,中国互联网上近日突然谣言说中国接收了30多万名中东难民(非事实),引起网民恐慌和反弹,激烈反对接收难民。本文根据前此已经论述过的人口经济学,解释为何反对接收难民的一个可能根据,是基于错误的看法。
 
接收难民与其他移民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复杂问题,本文只根据其中一点。这就是,中国人口已经太多,几十年来实行独子女政策,近来才放松,不应该增加人口。
 
人们反对人口增加的原因,往往是基于一些错误的看法。一个很通常的谬误是,当人们遇到拥挤时,经常会想,如果这路上的车辆数目减少一半,或,如果这车厢内的乘客数目减少一半,那该多好!因而,很多人认为,人多是造成拥挤与污染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否应该也想想,给定人均投资,如果人口与车辆的数目只有一半,道路的宽度大约也只有一半,拥挤多数会更加厉害。如果人口与乘客只有一半,就不能够有这么多地铁线路,不能够有这么多班次的公共汽车,乘客的方便程度多数会下降!
 
五十年多前,当新加坡人口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时,笔者在南洋大学(与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同一个校园)读书。当时,只有一种离开校园的公共汽车。如果错过一辆,必须等半小时。现在笔者也住在这校园内。有时要乘179号公共汽车,将要走到车站时看到连接错过两辆179,以为非等个二三十分钟不可,但不到两分钟,第三辆179就来了。这是人多的好处呀!新加坡现在人口5百60万,交通比五十年前便利很多。
 
虽然在大城市须要付更高的房租,给定同样的工作与薪金,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大城市,而不是乡村,甚至不是中小城市。可见人多的好处往往超过人多的坏处。根据2016年2月23日的报道,新西兰的Kotoroa这个人口两万的小城市,有一个医生(Dr. Alan Kenny)忙不过来,要请一位助理医生,给平均医生两倍的薪金(新西兰元年薪40万,约新币37万),每周只须要工作4天,每年12周假期,却在用了两年时间与联系4个医科职业公司后,连一位申请者也没有。另外,根据日本总务部于2016年2月2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比上一次(2010)调查时减少了94万7000人,但东京圈人口却达到3613万人,在五年里增加51万人。如果人多不好,为何人多的大城市人越来越多,人少的乡村与小城市,很少人要去居住?
 
工业革命是发生在人口密度比中国还高的英国,还是在人口密度很低的非洲?
 
试想,如果美国的人口只有现在的10%,绝对不能是超级强国。根据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于2016年2月底发布的调查报告,移民对美国的科技与创新有大大超比例的贡献,‘美国有35.5%的技术创新者是移民,另有10%在美国出生,但父母有至少一人来自其他国家’。中国人口如果只有现在的一半,人均国防成本多数须要倍增,也还不能达到现在的国防水平。
 
人口越多,负担就越大,不错,但力量也比较大。毛泽东的‘人多好办事’虽然可以被错误地应用,但至少也有其正确的一面。其次,人多,不但力量增加,而且由于下述原因,往往超比例地增加。人口增加一倍,力量往往增加超过一倍。
 
第一,人多,增加分工合作与专业化的程度。显然地,在鲁滨孙发现星期五前,一个人在荒岛上,不能进行分工合作,生产力很低,多数人会饿死。当然,如果给定土地面积,人口太大,连站立的地方也不够,也不行。然而,即使在人口密度很大的大城市,例如东京、伦敦、上海、新加坡等,在很大程度上,人口的增加还在大量提高分工与专业化的水平,使人均产量与人均收入增加。试想,是人口密度很低的乡村,还是大城市的人均收入比较高?
 
第二,人多,想法、创新也比较多,科技进步比较快。这是一经发现,大家都可以应用的。因此,人均收入会增加。
 
第三,即使给定科技与知识水平,也有很多公共物品是一经提供,就可以大家使用的,例如国防。尤其是弹丸红点的新加坡,人口增加大量提高国防力量。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给定我们的国防水平(不论是用哪一种合理衡量方法),人多减少国防支出的人均成本。
 
即使不考虑上述造成报酬递增的重要因素,假定报酬恒等。很多人认为人口增加,包括移民的进入,使人均资源减少,因而减少人均收入,对本国人民不利。这是错误的,因为大体上外来移民并不能够无偿地占有属于本地人民或政府的资源。劳工的移入,可能会使同类劳工的工资下降,而对本地的这类劳工不利。然而,这使其他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与他类职工)有更多的劳工来配合,生产力会提高,收入会增加。可以论证,即使没有规模报酬递增,其他要素的收入增加的量,大于本地劳工工资减少的量,而使本地人的总收入增加。
 
假定在移民进入之前,劳工的边际产值与工资(在没有扭曲的市场经济,边际产值等于要素的报酬)等于(每期)一千元,十万个劳工移民的进入使这数目减少到8百元。这十万个劳工每人赚取8百元的收入, 但他们对经济的平均贡献是从一千到8百,约等于9百元。这十万人对经济的总贡献约等于9千万元,但他们只获得8千万元的报酬,因而他们对经济的净贡献(不考虑税收与补助等复杂性)是一千万元。因此,如果本地劳工的收入如果随着劳工移民的进入而减少,则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的增加,会比本地劳工收入减少的量多出一千万元。(详见笔者的《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复旦大学出版社。)
 
贫穷劳工收入减少,而富人收入即使增加更多,未必更好。然而,与其采取违背效率的政策,不如多在总收入方面帮助穷人。在具体政策上以效率挂帅,能够以比较小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的平等程度。(详见笔者于198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论述。)其次,如果是基于避免本地劳工的工资下降而减少或禁止外来劳工的移入,则减少这些比本地劳工更穷的工人的工作机会或工资,从整个区域或全球的观点,是增加不平等,而不是减少不平等。
 
如果是人口自然增加,决定多生一个孩子的父母,明知多一个孩子,家庭的人均收入大减,但在没有重大无知与无理性的情形,应该认为是变好的。邻居亲朋生孩子,我们是向他们祝贺,不是向他们致哀!可见不能以人均收入下降来反对人口增加。笔者是家中的老七,当时不要说有独子女或二子女政策,就是五子女、六子女政策,笔者也不能来出生。笔者的出生,没有对他人造成危害,笔者反对不让我来出生的政策!
 
已经出生的,还有选择‘出去’的机会;被强迫不能出生的,却不能够选择‘跳进来’!
 
2017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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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黄有光

124篇文章 6年前更新

黄有光:父母原籍广东惠来县。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1)。曾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74-2012)与荣休教授(2013开始)。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 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福祉生物学与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近著:《宇宙是怎样来的?》,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2011;《快乐之道: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2013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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