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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大社会、小政府”论述忽视的一些要点

5月31日的《中评周刊》(第17期)有关于‘国家轻税制度的改革难点’的专题讨论,包括张曙光、李炜光与盛洪的文章。显然地,过高的税率会有竭泽而渔的巨大不良后果。对此,张李两位教授有精辟的论述。不过,笔者比较倾向于盛洪教授的看法,认为‘有比减税更重要的’。不过,本文主要针对传统经济学对税收问题所忽略的一些重要因素,从而挑战多数经济学者对‘大社会、小政府’的支持。传统论述只强调政府支出的无效性,而忽视私人消费的更大无效性。
 
支持轻税负的传统观点,有相当的正确性。私人支出是花自己的钱,比较谨慎;公共支出是花公家的钱,比较容易浪费。其次,根据传统经济学,税收造成扭曲,即使是一般的消费税与收入税,也对收入与闲暇之间的选择造成扭曲,或有反激励作用,都有税收的超额负担。征收100亿元的税,对经济(包括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负担约是130亿元。因此,从Pigou到Stiglitz,都认为公共支出的效益成本比例必须超过1.3才值得进行。
 
上述传统论述忽略一些重要因素。第一,哈佛大学L.Kaplow于1996年在National Tax Journal的文章指出,公共支出的效益成本比例只要超过1.0就值得进行,因为上述1.3的论述,只看税收,不看支出。如果税收所得是被浪费掉,论述可能成立,但税收是用来进行公共支出。考虑双方面,就没有税收的超额负担或反激励作用。例如,如果支出是治安,保护财产,收入越高者得利越多,因此,对收入的比例征税,连同支出方面的利益,就没有反激励作用。笔者2000年在同一期刊的文章支持Kaplow。试想下述两个情况:
 
•没有税收,因而也没有治安,你多赚10000元,完全获得这10000元,但从出纳处一出门,就很可能被抢走。
 
•30%的收入税,你多赚10000元,交税3000元,自己只获得7000元,但这7000元有警察与法律的保护。
 
绝大多数人认为第二种情况更加有多赚钱的激励。
 
第二,即使忽略上述Kaplow的观点,传统论述也还有很多问题。首先,关于税收的超额负担的传统论述,是假定在还没有征税的经济情况是最优的,包括任何物品的边际价值等于其边际成本。即使我们忽略垄断力量的问题,假定所有物品的生产都是在完全竞争,或竞争程度一样的情形,我们最多只有物品的边际价值等于其私人边际成本。由于几乎所有的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都有相当程度的污染与温室气体的排放,物品的社会边际成本等于其私人边际成本加上这些污染等的外部成本。因此,在还没有税收的情形,我们有过度的污染、生产与消费。考虑到环保问题的重要性,30%的收入或消费税负,实际上是对原来的过度污染、生产与消费的纠正,与其说有约30%的超额负担,不如说有约30%的纠正作用。结合上述Kaplow的论述,公共支出的效益成本比例只要超过0.7就值得进行。
 
第三,即使不考虑环保问题,在温饱与小康水平之后,私人消费的作用主要是人际攀比:你的房子要比他人豪华;他的汽车要比他人新款。从个人而言,相对收入与消费可以增加。但从整个社会的观点,平均而言,相对收入与消费并不能够增加。因此,人际攀比完全是浪费,如果考虑对环境的破坏,经济增长就很可能是使福祉下降的。根据学者的论述,单单看人际相对竞争,就应该征收30%以上的税负。加上上述两点,公共支出的效益成本比例只要超过大约0.5就值得进行。(详见笔者的《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与《快乐之道》)。
 
第四,对钻石性物品(市场价值而非消费量进入效用函数)征收100亿元的税,对经济的负担不是130亿元,也不是100亿元,而是0元。不但没有超额负担,连负担也没有。纯钻石性物品虽然不多,但混合钻石性物品到处都有。(详见笔者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的文章,中译见《黄有光自选集》)。
 
第五,根据快乐的研究,在温饱小康之后,更多的消费,并不能增加快乐。因此,用在公共支出的资金来源,即使其金钱上的成本很高,但其最终的快乐成本却很低。因此,只要公共支出有相当的效率,并且是用在真正能够增加人们的快乐方面,例如环保、除贫、教育、研究等,就不必太计较其成本的高低。
 
上述议论适用于东西各国。在中国的情形,笔者认为主要不是税收是否过高,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税收与支出的错向。应该大量对破坏环境的东西征收很高的税收,例如汽油税应该增加很多倍;对汽车之类的物品应该征收钻石性或炫耀性高税,而不是用摇号。摇号其实最不公平,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完全靠幸运,就能够获得值几十万元的东西,完全不公平,也没有效率。
 
支出方面要避免不必要的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尤其是尸位素餐的情形,遑论以权谋私了。当然,说比做容易。
 
文章首发《中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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