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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评周刊》3月8日第5期上读到江晓原教授的文章：“我们不能再跪拜影响因子了！”。江教授论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学术文章的评价，指出根据现有影响因子[大致根据期刊平均每篇文章被引用的次数]来评价，有很大的问题。这是多数人会同意的结论。然而，如果不用影响因子，用什么呢？即使多花很多时间来阅读文章本身，评价也未必正确与客观。看来，影响因子还必须被继续使用。不过，本短文针对江教授指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可能可以改进的方法，让大家考虑。
江教授指出至少两个大问题。第一，现行影响因子，是由一家私人商业机构，名叫“科学情报研究所”发布的。根据江教授，影响因子的制作，虽然有一些标准，但也有问题，甚至可能有“心照不宣的共谋”与“讨价还价”。
第二，江教授认为，“强调学者在高影响因子刊物发表文章，首先导致中国优秀学术资源严重外流。现在很多学校、科研院所要求学者将论文发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而高影响因子刊物都在国外。换言之，就是把中国最优秀的学术成果送给《自然》和《科学》发表，因为它们的影响因子高，这样会导致中国优秀学术资源严重流失。”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笔者提出下述中国可能可以采取的建议。
影响因子，应该由独立与非营利的学术机构，根据客观透明的适当标准来制作。可能西方缺乏跨各个领域的学术机构，成为由私人商业盈利机构来经营，虽然也有其高激励的因素，但也难以避免一些弊端。中国的情行，可能可以由政府有关部门与各领域学术机构合作成立一个跨各个领域的学术机构来负责制作这影响因子，以及处理一些其他跨领域的学术问题。如果采用客观透明的适当标准，又能保证其可靠性，比现有的数据更加能够反映学术影响力，这机构制作出来的影响因子，在一定时间之后，应该会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新的共同指标。这也是中国可以在世界水平起引领作用的地方。
由于现在影响因子比较高的期刊绝大多数都在西方国家，江教授所强调的“学术资源严重流失”的作用，也不能完全忽视。不过，也可以说，西方有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如果愿意发表中国学者做出的研究成果，对中国也有很好的作用。因此，中国显然不应该限制学者在西方发表成果。
笔者建议的一个折中方法，是在本国的学术评价上，对本国期刊加上一些适当权数。外国期刊根据影响因子，不加权，或权数为一。本国期刊可以加上大于一的权数。这权数未必各领域都一样。例如，在基础理论上，本国权数可以比较小；在有关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等领域，本国权数可以比较大。具体权数的采用，可以由上述机构研究决定。
另外，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过渡后，这本国权数可以适当减少。当本国期刊已经可以与国际期刊平起平坐后，这权数应该取消。我们不是要排斥外国期刊，而是要在本国期刊的婴儿期，给予适当的呵护，让其有成长的机会。
如果上述建议是适当的，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本国期刊的婴儿期可以给予适当的呵护，那么，新期刊，不论是本国还是外国的，是否也应该类似给予呵护呢？影响因子的采用，使新期刊很难成长，是可能须要一定的呵护时期的。由于观点的多样性与创新是有正外部性的，这呵护很可能是社会最优的。当然，这呵护也不可以太大或太久。这是一个可以再深入研究与讨论的问题。
首刊于《中评周刊》第6期，2017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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