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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文章根据凤凰财经对笔者在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举行“2016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暨第二届思想中国论坛的演讲的报道修改。

凤凰财经讯 124日,北京京金茂万丽大酒店,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举行“2016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暨第二届思想中国论坛。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决定授予钱颖一和许成钢两位教授“2016中国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黄有光在下午的论坛上表示,我们不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还会进一步赶超。除了要跨越陷井,我们的人均收入会超过美国。

他提高跨越陷阱和赶超的方法:

1.继续改革,增加对市场的利用。

2.放弃不必要的行政限制,例如城乡户籍的限制,农地18亿亩的限制,以及独生子女政策。

3.贪污与分配不平均的问题。

4.包括文化道德等软实力方面,不是在外国建孔子学院,而是在本国提高。

除了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人均收入要超过美国。主要要依靠:

1.科技进步与创新:人民素质、教育科技投资,这方面中国投资中的研究投资占GDP百分比达到了2.1%,专利数目全世界第一,比美国还要高。人口总量大,能够有更加细致的分工,能够在公物的提供等方面人工成本很低。另外在Mozart effect方面,意思是人越多天才越多,天才的知识是给全社会用的。

2.赶超要靠制度和改革。

3.中国的储蓄率高,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都有助于将来的赶超。


以下为演讲实录:

黄有光:谢谢大会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参加这次很重要的颁奖典礼和论坛。我讲的题目是关于中等收入陷井。

什么是中等收入?考虑价格的问题,人均约5000—1.6万美元,3.5—11万人民币。中国在8000美元,用购买力评价以后就更加高了,接近顶端了。所以今后即使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也会在2030年前跨越1.6万美元的高收入。所以,我认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井。

中国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很多问题往往被夸大了。例如这几年经常听到说中国经济下行,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认为,这不是不争,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经济完全没有下行,增长率是负的才是下行,中国只是增长率下降了,现在经过还在高速增长,既使是6.5%也是高速增长。对比以前二、三十年有所下降,但是以前是超高速增长,现在依然是高速增长,怎么可以说是下行?完全错误。而且很多人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已非吴下阿蒙,今年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所代表的实际产量,等于10年前的约2.4%,因此即使现在的成长率跌到5%,也在实际的增加产量上,相当于10年的约12%15年的约20%20年前的约30%25年前的约50%

我们看一下2015年的增长率是6.9%,也比2014年的7.4%大。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避免台湾学者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错误的认为中国大陆经济下滑,台湾的厂商必须寻找其他出路,不能继续依赖大陆的市场。这是错误的。中国今后即使只是4%的增长,都会给其贸易伙伴带来比以前更大的新增市场。

我上面讲的约20%30%50%,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实际GDP的数据来算的。官方的数据不见得完全可靠,例如基尼系数太低到不可信。在整体经济总量方面的增长,我认为由于逃税等原因而少报的,会超额抵销高估的。所以,我认为,总量的增长并没有高估,有可能还被低估了。

另外,这两、三年讲的债务问题,确实有一些问题,但是并不大,因为中国有比较高的储蓄率,所以债务相对于高储蓄率来说并不是很大。

另外,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现在在6.8%左右,因此债务的问题如果不是继续恶化的很厉害,债务的相对量就会缩小,因为GDP的增加会使债务的问题会变得比较小。

很多人讲谁能够解释中国这几十年增长的中国奇迹,就可以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我认为我可以解释,但是我不认为我应该因而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我认为中国并没有奇迹,可以相当简单的解释几十年来的高速增长。为什么会有所为的中国奇迹呢?

1.刚才有几位学者包括田国强教授都讲到了,我认为功劳最大的当然是邓小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逐步解除了以前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桎梏,而发挥了市场调节的功能,通过国际贸易取得比较优势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包括企业家、经理人员、工人、农民的几乎全体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使经济高速发展。这是所谓中国奇迹的首要原因。而且相当明显。

2.后发优势:改革开放使我们通过国际贸易、投资和其他管道取得比较先进的生产与经营管理技术,因而能够快速增长。林毅夫强调过后发优势,林毅夫最近讲过关于中等收入陷井的问题,他讲了一个要点是关于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已经处于以前拉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的水平。 林毅夫指出,人们没有看到拉美在几十年前处于那个收入水平的时候,美国的收入比现在美国的收入低很多。所以,作为对美国当时的收入百分比来讲拉美国家是差不多是40%,中国现在相对于美国只有二十多%,所以我们离40%还差很多,所以赶超的空间比以前拉美陷入中等收入的时候还有很大的空间,所以后发优势有很大的空间。

3.港澳、台湾与海外华人

企业家、投资者、经管科技学术人员等,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的大陆给他们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一方面是华裔情结使他们大量回来大陆投资、开办企业、传授知识等,直接或间接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4.华人勤奋耐劳、有经商办企业的能力,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发挥。

5.华人有未雨绸缪、福及子孙的思想,因而有很高的储蓄率,提高资本累积率,因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些年有人说出口增长率降低了,以后要靠消费,所以鼓励消费,我是非常反对鼓励消费的,人们多储蓄是因为人们把现在的钱留给将来消费,只要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就可以提高生产力,维持总需求不低。如果鼓励消费,让华人损失传统的优点,我认为长期来讲是不利的。

6.虽然有许多问题,我认为中国政府这几十年来对经济的调控,大致是成功的,例如4万亿。现在很多人说4万亿造成了很多问题,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我认为大体而言这4万亿取得了维持经济不跌的重要作用。

根据正统的经济学,包括哈耶克、弗里德曼,货币是中性的,货币供应的增加只增加价格,不影响产量,市场可以自动调节,因此你不需要担心总需求不够,政府不需要做4万亿之类的工作。

根据凯恩斯和其他的学者,包括我自己,用传统的宏观、微观和微观和全局均衡(一般被误译为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把这三个方法结合起来,叫综观经济分析,根据这个分析得出,如果不假定完全竞争,也可能得到弗里德曼的结果,货币供应的变动只影响价格,不影响产量;但也可能得到凯恩斯的结果,货币供应的变动只影响产量,不影响价格。货币学派与凯恩斯都是综观分析的特例。

7.中国人口多,大致是优点。多数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大问题,但是我认为,这是优点。

以上这7个优点是有利于高速发展的因素,现在大致没有改变,有些因素,例如赶超的空间稍微少了一些,因为超高速的发展变成了高速的发展,但是大致还会维持高速以及将来的中速发展,至少还会维持几十年,因此我认为只要维持稳定,陷阱肯定是会跨越的。

另外,这几十年来做了大量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虽然很多高铁线路有些超前了,尤其是上海的磁悬浮,肯定是超前的,没有什么经济效益,但是多数高铁在中长期来讲会取得很大量的基础设施的红利,会抵消掉我们已经在失去的人口红利。所以,我相当肯定会跨越中等收入陷井,而且不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中国还会进一步赶超。除了要跨越陷井,我们的人均收入要超过美国。

主要要依靠:

1.科技进步与创新:人民素质、教育科技投资,这方面中国投资中的研究投资占GDP百分比达到了2.1%,专利数目全世界第一,比美国还要高。人口总量大,能够有更加细致的分工,能够在公物的提供等方面人工成本很低。另外在Mozart effect方面,意思是人越多天才越多,天才的知识是给全社会用的。

2.赶超要靠制度和改革。

3.中国的储蓄率高,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都有助于将来的赶超。

因此根据这些优点,我对将来赶超的预测是,至少在购买力水平调整过后的人均GDP,在2088前超越美国。而且即使不用PPP调整,在汇率的人均GDP也会在2100年前超越美国。这是我的预测,根据大约的成长速度,也加上了美国的成长。

提高跨越陷阱和赶超的方法:

1.继续改革,增加对市场的利用。

2.放弃不必要的行政限制,例如城乡户籍的限制,农地18亿亩的限制,以及独生子女政策。

3.贪污与分配不平均的问题。

4.包括文化道德等软实力方面,不是在外国建孔子学院,而是在本国提高。

即使跨越陷阱,甚至即使赶超也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1.环保的问题,现在的人均收入比20多年前高了很多,但是现在的雾霾很严重,今天北京的空气严重污染,这是很大的问题。这次我来这里开会一、两天是勉强可以的,但是长期的话,我不敢在冬天来到北方了。

2.分配的问题,收入与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平均。随着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的提高,全世界是平等化的,但是每个重要国家的国内平等分配是减少了。

3.权力的滥用与权钱勾结等问题。

4.不是因为改革开放,而是因为文革与独子女政策造成中国道德水平低下。

5.没有充分利用市场,例如北京还对汽车以车牌号限制型式,用抽签来分配车牌而不是用拍卖的方式发车牌。18亿亩红线、人口政策方面都有限制等等。

关于人口、移民的谬误。一个谬误:当你上地铁很拥挤时,或者在路上堵车的时候,就会想如果路上的车辆数目减少一半,或者车厢内的乘客减少一半,我就可以自由的驾驶,就可以有座位。由于这个原因,很多人认为人多是造成堵塞和污染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这是一个谬误呢?因为如果给定人均投资,如人口与车辆一半,道路的宽度大约也只有一半,拥挤多数会更加厉害。如果人口与乘客只一半,怎么会有这么多地铁线路和这么多班次的公车呢?人口少,车也少,方便程度反而会下降。50多年前,我读本科生的时候,我在新加坡读本科,跟现在我工作的南洋理工大学是同一个校园,当时人口只有100多万,当时只有一种离开我们校园的公共汽车,如果你要错过了那一辆,必须等半小时,因为每小时只有两个班次。几年前我回到南洋理工大学工作,有一次我要乘179号公共汽车,走到车站看到连接错过两辆179,我就想至少要再等二、三十分钟才能第三辆公车来,但是只有一、两分钟第三辆179号公共汽车又来了,这就是人多的好处,人多就可以更多班次的车。

大城市的房租比较高,尤其是北京、深圳这样的城市,但是如果给定同样的工作和工资,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在大城市生活,而不是乡村,甚至不是中小城市,可见人多的好处往往超过人多的坏处。根据今年的一个报道,新西兰人口两万的小城市Kotoroa为,有一个医生忙不过来,要请助理医生,给平均医生2倍的薪水,人民币180万的年薪,而且每个星期只需要工作4天,每年有12周的假期,两年时间联系4个医科职业公司,连一位申请者也没有。因为那些医生认为那个城市太小了,都不想去。根据日本总务不2016226日发布的数据,日本总人口比上一次调查时减少了,反而东京的人口增加了。如果人多不好,为什么大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乡村或者小城市人越来越少。所以我认为说人多不好是错误的。

即使我们以前不是独子女,不是二子女,即使有五子女、六子女政策,黄有光就不能出世了,因为我是家里的老七。我认为,我的出生并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大损失,我的父母亲并没有后悔生了这个老七。我严重抗议不让我出生的政策!将来的问题随着生育率,随着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的提高、城市化,根据大城市的经验来看,将来的问题是生育不够,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人口的问题,人口政策应该完全放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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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黄有光

124篇文章 6年前更新

黄有光:父母原籍广东惠来县。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1)。曾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74-2012)与荣休教授(2013开始)。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 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福祉生物学与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近著:《宇宙是怎样来的?》,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2011;《快乐之道: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2013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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