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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规划纲要’才发表之际,应该是展望中国经济与讨论有关问题的合适时机。

对于中国经济,近来几乎铺天盖地的讲法是‘下行’,并且认为这是不争的事实,甚至谈论‘硬着陆’。这不但包括一些可能有意唱衰中国的人士,甚至新华社记者也说‘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官方也说‘下行的压力确实在持续加大’[316日答记者]。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讲法,因为中国经济并没有下行,只是上行的比例速度[增长率]在减缓,绝不是整个经济下行。没有人认为中国会长期维持两位数的年增长速度。其实,6-7%甚至5%都是很高的增长速度。如果看增长的绝对实质数量,现在的5%相当于10年前的12.5% 15年前的20% 20年前的30%25年前的50%,是很巨大的数字。

其次,以前使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发展的因素,大致只是减少而不是完全消失。因此,中国的新常态,应该只是增长速度减缓,而不是硬着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包括政治稳定、改革开放、政府大致正确的经济调控、尤其以海外华人为主的海外投资与人才、人民耐劳节俭,又富有企业精神与创新能力。这些因素,大致依然存在,虽然赶超的空间比较小了,增长速度会下降,但应该还能够以很高的速度增长。

不过,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认识到的,‘我们政府确实还管了一些不该管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事情’。不但束缚生产力发展,而且扭曲资源的配置。例如,北京还在用摇号分配汽车,用车牌号限制行驶等行政而非市场的手段。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错误看法,认为摇号公平。其实,拥有与使用汽车是占据社会巨大的资源,又有许多外部成本,包括污染、堵塞、意外、噪音与炫耀性消费,如果不必付出等于有关资源与成本的代价,靠幸运就能够拥有与使用汽车,这是很不公平的。尤其是在中国,能够拥有汽车的人多数属于比较有钱的, 不让他们支付等于有关资源与外部成本的代价,就让他们拥有与使用汽车,这很不公平。因此,应该采用像新加坡的制度,让要拥有汽车者竞标购买拥车证,政府可以用拥车证的高额收入来发展公共交通,方便没有钱拥有汽车的人们。

笔者于3年多前从墨尔本的Monash大学退休,到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全职工作,没有卖汽车,但并不会不方便。在北京,即使有幸摇到号可以拥有汽车,但还是受到高度堵塞与车牌号限制行驶的不方便,更不必说到与汽车排放有关的严重雾霾了。因此,应该用市场法则,对汽车与汽油征收高额税收,至少反映污染与堵塞的巨大外部成本,使人们选择少用汽车,改用公共交通工具,或步行与骑脚踏车(北方人叫‘自行车’,好像不必踏,它自己会行走)。关于有钱没钱的问题,应该在整体收入分配政策上采取比较累进的政策,多帮助穷人,多征收富人的税,而不是让能够拥有汽车者靠摇号来幸运获得,却又面对堵塞严重与车牌号限行的不便,效率损失巨大。

在具体措施上,以效率挂帅(‘一元就是一元’),平等的目标由整体分配政策来达致,就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达到同样的平等水平。[详见笔者在美国经济评论1984 的文章;中译见《黄有光自选集》。] 这个道理其实很多经济学者(包括在写这篇文章之前的笔者)都不明白。他们认为累进率比较高的整体分配政策会有很大的反激励作用,不如在具体措施上也采用平等措施。 这看法忽视了:反激励作用大致应该受包括整体分配政策与所有具体措施在内的整体累进率所影响。因此,达致同样实质收入分配平均的水平,不论是只用整体分配政策,还是在具体措施违反效率挂帅(像北京的摇号)来达到平等,反激励作用的大小是一样的,而在具体措施违反效率挂帅却有额外的扭曲损失,因而是不利的。

笔者原来是要证明‘一元不等于一元’(穷人的一元应该大得多),但证明的结果是‘一元就是一元’,可见笔者的心是左倾的,只是头脑右倾。

另外一个例子,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包括‘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这也是违反市场法则,违反效率的政策。中国的粮食已经‘基本自给’,进口只有约10%,不必担心口粮供给的安全问题。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很浪费粮食,只要节省一些,即使粮食减产,即使不能进口,都不会有吃不饱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口粮供给的安全问题,而是食品安全问题。 政府应该放弃耕地红线,让市场自动调节,而把精力用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包括食品安全与环保。人们要不要把耕地转为其他用途,会考虑损失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因此,这种转移大致并没有牵涉市场失灵,不必政府干预。如果食品价格太低而没有正确反映其机会成本,则应该让其价格提升,才能让市场起主导作用。穷人的问题,应该设法提升其总收入。

关于‘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比起以前的独子女政策当然优越很多,但笔者认为中国已经不必限制生育,很快会进入像香港、新加坡、台湾、南韩与许多西方国家与地区面对的生育不足的情形。

笔者也很高兴地读到十三五规划的一些正确建议,尤其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鼓励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严格环保执法’。看来中国前途是满有希望的;李克强总理说得对:‘如果从底盘和大势来看,希望大于困难’。

略微编修的本文,以‘收入分配要多征富人税’的标题首刊于323《网易》财经专栏。http://money.163.com/16/0323/10/BIR88A9V00254TF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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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黄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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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父母原籍广东惠来县。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1)。曾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74-2012)与荣休教授(2013开始)。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 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福祉生物学与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近著:《宇宙是怎样来的?》,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2011;《快乐之道: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2013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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