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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17日受访时指出,只要对台湾人民有利的事就去做。他是针对习近平与马英九当天在新加坡会面的讲话,当然有正确的一面。人民的利益也比政党政治的利益更加重要。然而,只要对台湾人民有一些利益,即使对全世界人民有重大危害,例如会对全球环境产生破坏,都应该去做吗?对于任何一个人,很少会自私自利到说,“只要对我有利的事就去做”,至少要考虑到是否会危害他人。为什么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说,只要对本国或本区有利就去做呢?

  笔者不是针对朱立伦,也不是针对国民党。最近在梁东屏在《怡和世纪》关于马英九的一篇很好的文章中读到一个说法,大意是:美国:我想打谁,就打谁;英国:美国打谁,我就打谁;俄国:谁骂我,我就打谁;中国:谁打我,我就骂谁;中国台湾:谁让我不痛快,我就骂马英九!笔者认为有理由提名马英九进入吉尼世界纪录,作为民调得分比起其政绩、人品与相貌相差最大的领导人。

  朱立伦可能会说,对全球环保不利,也不会对台湾人民有利。其实未必。全球有七十多亿人,有至少几百个国家(包括地区,下同)。从每个个人与国家地区的观点,温室气体的排放,对本人或本国的影响(即使包括对将来的)是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然而,大家从自利的观点,无限制地进行排放,最后是世界灭亡。

  由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可能冲突,社会需要道德与法律以及维护法律的政府。世界上有几百个国家,也有国家地区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其实这冲突比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更大,因为个人有天生的道德感,包括孟子说的“羞恶之心”。这天生的道德感,加上教育,能够大量加强人际合作,减少人际利益冲突,再辅以法律与政府的功能,就能够在和平时期,大致取得相当程度的和谐。

  然而,在国际的水平,既然各国或地区领导人可以堂皇地以本国或地区利益为准则,则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更加大,而且这冲突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不错,我们有国际法与联合国。然而,相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之于人民,联合国的力量,小得可怜。平均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的预算约等于国家总产量的30%;联合国的预算,不到世界总产量的万分之一,相差几千倍。一个国家的政府对本国人民的强制力,也远远比联合国对各国的强制力大很多。要使联合国发挥世界政府的作用,必须大大加强联合国的力量。

  有一些方法可以大量增加联合国的力量:

  1.大量增加联合国的预算,包括增加各国需要提供的数目;2.把那些还没有产权的世界公共资源,包括南极洲、公海等,归由联合国所有;3.让联合国对世界公害(包括温室气体的排放、跨境烟霾)征税,对世界性公利(例如未砍伐的森林)进行津贴;4.让联合国与世界贸易组织合作,以贸易限制来使各国遵守联合国的条款。

现在最不愿意看到联合国力量加强的国家可能是美国。因为它国力最强,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就像力量最大的个人比较不需要政府一样。然而,强大如美国,也不可能永远唯我独尊。即使从美国(而不是全世界)的长期利益,应该在这一二十年内推动加强联合国的政策,使几十年后美国不再最强大时,有一个比较符合世界利益的国际关系。然而,美国政府的领导人,是否有这种长期眼光呢?

 首刊于《东方早报》,2015-11-17

黄有光: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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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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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篇文章 6年前更新

黄有光:父母原籍广东惠来县。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1)。曾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74-2012)与荣休教授(2013开始)。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ET,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 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福祉生物学与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近著:《宇宙是怎样来的?》,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2011;《快乐之道: 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2013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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